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于20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启蒙的一个内容而曾经被赋予巨大的意义。
中国现代性启蒙总的来说有两个方面:以严复以及后来的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理性和科学启蒙;以梁启超、蔡元培和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启蒙。
从思想来源上说,社会理性启蒙和审美启蒙在其理论来源精神上是有内在矛盾的。严复依据的是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希望中华民族在残酷的世界民族矛盾冲突中能自立于世,救亡图存。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以及当时美国的民主政治实践。陈独秀等人的主要思想来源有马克思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思想和实践。而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审美启蒙的理论资源主要源于康德的审美自律理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这些思想从其本质上说,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但在中国,社会启蒙和审美启蒙两种启蒙思潮在它们的发韧之初奇妙地合为一体。从目标上说,梁启超、蔡元培和王国维等人的审美启蒙和社会启蒙是完全一致的,二者不但没任何冲突,反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陈独秀、胡适等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正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或要素。民主代表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政治理念,民主精神和制度中就包含了平等、自由和对绝对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极权反对;而科学则代表了理性精神、务实的作风和严谨的方法,是现代民主政治理想赖以成立的思想方法论前提和条件。二者都是从社会群体价值层面上进行的精神启蒙。而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等人所进行的审美启蒙的目标则是要通过审美和艺术的普及来改造人心,洗刷人性中的污浊和肮脏,从而达到拯救社会的目的。审美和艺术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他们都把康德的“审美无利害”作为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美学的开端是与康德的学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康德美学理论的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现代美学。若无中国现代无功利美学的一维,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史和思想史便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要改写。
下面我们分别对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美学思想中与康德学说相关部分予给简单的介绍和梳理。这种梳理是以中国现代性启蒙为核心的。换言之,本文并未打算对梁、王、蔡的美学思想与康德的关系进行全面介绍,而只是围绕着他们思想中的“新民”部分,即对他们把审美和艺术作为进行现代性审美启蒙的这部分予以介绍。
梁启超:小说·新民·趣味主义
(一)小说与新民
梁启超的名字对于大多数现代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作为戊戍变法运动的领导人和中国现代性思想启蒙者之一,他在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最为风雨飘摇、前途未定的时代,也是思想最为活跃、充满激情的时代。他自己的一生,也是波澜壮阔,风云变幻,充满了戏剧色彩。前期,他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去改变社会:设强学会,办《时务报》,鼓吹变法;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出亡日本,先后筹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前者对中国的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报纸因而遭到政府的禁绝,不久便停刊;后者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笔对西方近代来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及科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和成就进行了广泛介绍,在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后期,他由政治转入学术,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翻译文学与佛典》等,提倡新史学,对清代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在美学和艺术学方面,他写过《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屈原研究》、《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表现》、《情圣杜甫》、《陶渊明》等论著,自1922年始,在北京和南方各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和美和艺术的演讲,如《美术与生活》、《书法指导》、《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敬业与乐业》《“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等。
无论是参政还是做学问,梁启超始终充满了乐观积极的精神。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才五十七岁便撒手人寰,留下一部未竟的《辛稼轩年谱》。梁启超以他短短五十七年的人生,在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上和学术史上上演了一出波澜起伏、有声有色的戏剧,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财富。
“新民”是梁启超思想的根本宗旨。所谓“新民”,是用现代民主政治、科学与文化观念去引导国民,塑造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思想观念的民众,即他所谓“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对民众进行现代性的思想启蒙。无论是早期提倡“小说界革命”,还是后期讲趣味主义与情感教育,都紧紧围绕这一目标,都可以看作他的“新民说”的一部分。
为了“新民”,必须利用小说这种在当时看来十分新鲜的艺术形式。因为小说比起传统经典来说,具有雅俗共赏、生动活泼的形式,能够迅速地进入人的心灵:“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这话不免有些夸张。但细想一下,这其实也是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的现代回声。现代小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而兴起。白话文形式的采用使得小说成为当时最为大众化、普及化的新型文学形式。梁启超作为具有锐敏政治眼光和理论嗅觉的思想者,利用这种新型文学形式作为传播新思想、进行“新民”的手段,这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