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围绕这方面创作的文艺评论也有着自身在各阶段的评论重心、特色及发展脉络，呈现出评论视角不断拓展、深度不断开掘的态势。

　　改革初期，伟大的时代激发创作激情，也让评论家们在精神上获得了鼓舞。他们热情关注社会现实，围绕热播剧如《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篱笆、女人和狗》等开展评论工作，激发了文艺界关于“贴近生活、关注现实”重要性的讨论，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评论家们强调“真实性”，提出创作者应贴近生活、关注现实，正视生活中的矛盾，有力而恰当地展现现实的矛盾，勇于面对生活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这其实也是对“如何面对历史、反思历史”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批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文化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方法论迁移，是以中国特定文化土壤、语境为背景和根源的。同时，文化研究在中国知识界的接受与勃兴也与当时中国学术的“整体思维”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个阶段的文化研究不再把文本看作是对社会时代的简单折射和反映，而更多地关注“文本”与“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此文本”与“彼文本”之间的互动；不再只是着眼于宏大叙事中的“典型环境”或“典型人物”，而更加注重审美实践与日常生活的彼此交融与借力。具体到围绕一系列热播剧《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的讨论，对作品文化价值的探讨成为评论的重要着眼点。电视评论者们反思《渴望》在“道德高标”的原则下塑造出来的“尽善尽美”的人物及其“煽情化的感伤主义”，力图从大众文化功能层面揭示这种成功的局限所在，即娱乐化的大众消费文化对现实意义的消解，进而指出大众文化的创造“不应只是对大众的迎合，还应体现出对文化的改造”。新世纪以来，从类型角度探讨现实题材创作存在的问题，构成了评论上的一个个热点。如公安题材电视剧中关于“反派形象被塑造得越来越丰满”的问题，实质上使反“脸谱化”走向另一个极端，由此可能会削弱作品应有的思想力量。再如对家庭伦理剧审美价值取向的探讨，评论界大多肯定《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青衣》《空镜子》《金婚》《媳妇的美好时代》的“平民现实主义”，批评《蜗居》等剧，认为后者不符合现实题材要将“高度的真实感”和“深刻的批判性”有机结合的要求。再如评论界对《乡村爱情故事3》的批评，表现出对农村题材剧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失落的忧思。

　　近几年，在媒介融合的文艺创作生态之下，现实题材创作强势回归，给文艺评论提供了更丰富的表达空间。“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得到加强。评论界对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娱乐化、偶像化等倾向积极进行回应与反思，对现实题材创作一度出现的口碑与收视倒挂现象进行分析，在理论上、评论上大力呼唤现实题材创作回归，也从学理层面探讨现实题材创作中存在的症结，还从类型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另外，评论界透过作品的精神内涵与审美风格，对现实主义原则加以深度反思与总结，涉及到诸如现实主义创作深度、广度、锐度不足，部分作品悬浮于现实之上，对历史远景把握真切、对时代近景处理模糊，细节、局部真实但在整体上却显得失真，以及在典型人物塑造方面对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立体性、丰富性的分寸把握不准等问题，都有着多层次、多角度的展开与深化，大大拓展了对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学理思考，也进一步开掘了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理论深刻性与丰富性。

　　（作者：戴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专委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