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经过上百年的发展，长安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文化多元，建筑壮丽，人口众多，生活丰富多彩，集中展示了唐王朝的强盛、繁荣与开放，成为中华文明向世界传播的中心。

　　生活在长安的胡人

　　当时各国纷纷遣使来唐，进入长安，盛况空前，“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是唐朝对外关系的真实写照。1971年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客使图》，以细腻的笔触，形象地展示了来到长安的各国使节，在鸿胪寺官员的陪同下等待唐朝皇帝召见的情形。图中有六位人物，前三位是唐朝鸿胪寺官员，头戴笼冠，身穿红袍，手持笏板，神情肃穆，雍容自如，三人面面相对，看起来像是在商讨事宜。他们身后的三位，为首一人秃顶，浓眉深目，阔嘴尖鼻，身穿翻领紫袍，腰间束带，推断是来自东罗马的使节。中间一人面庞丰圆，头戴尖状小冠，冠旁边加插鸟羽，身穿宽袖红领白短袍，推断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使节。最后一位头戴翻耳皮帽，腰束黑带，外披灰蓝大氅，应来自东北靺鞨族。这三位使者均身体前倾，谦卑的神情中流露出期盼之意，唐王朝的大国气象由此可见一斑。

　　在万国来朝的同时，各国的商人、工匠、僧人、留学生、民间歌手、舞蹈家以及马戏班子，通过陆路及海上丝绸之路走上几个月甚至数年来到唐朝，寻找工作、学习、传法或赢利的机会。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说：“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唐朝境内人文荟萃，奇货云集，突厥王子仔细揣摩着来自阿曼的珠宝商的神情举止；而日本的参拜者则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粟特商队的商人”。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居在大唐的首都——长安，热情高涨，渴望实现自己的梦想。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唐都长安是亚洲所有民族的汇聚地：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高丽人、于阗人和龟兹人、粟特人、迦湿弥罗人、波斯人、大食人、印度人、僧伽罗人等。”

　　这些来自西域各国或更远地方的人们，唐人统称之为“胡”，遍布各个阶层、从事着各种职业，实实在在地融进了长安人的日常生活中。按照职业的不同，通常可分为胡商、胡姬、胡僧、胡人艺术家几类。第一类是胡商，也称商胡，主要是来自西域的经商者，人数最多，以回纥人、粟特人、波斯人为主，集中在长安城国际贸易繁荣、有上千户商家的西市。胡商依靠着自己的精明与勤劳，赚取了大量财富，《新唐书·张广晟传》：“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第二类是胡姬，即在胡人开的酒店中当垆侍酒的西域女子。史学家傅乐淑说：“胡姬，当系色目人，或波斯人，或阿剌伯人，或俄罗斯人，要之白种人，故玉雪姿也。”她们高鼻美目、落落大方，热情洋溢，充满异域风情，深受客人的欢迎。胡姬酒店多开在长安城东南的青绮门一带，李白诗中多次写到去胡姬酒家饮酒：“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第三类是胡僧，主要来自天竺及西域诸国，这是一个怀有强烈信仰又相对独立的群体，主要通过陆路丝绸之路进入长安及中原，以讲经、译经、修道为业，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唐人周贺《赠胡僧》诗说：“瘦形无血色，草屦著行穿。闲话似持咒，不眠同坐禅。背经来汉地，袒膊过冬天。情性人难会，游方应信缘”，赞扬了胡僧刚毅的品格。第四类是胡人艺术家，他们多数拥有专业技能，来到长安主要是从事音乐、舞蹈、演唱、杂技等艺术活动，为长安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新气象，陈寅恪先生说：“吾国中古杰出之乐工亦多为西域胡种。”风靡长安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主要是由胡人艺术家演出和传播的。1957年于西安鲜于廉墓出土的唐代“三彩釉骆驼载乐俑”，现藏于北京国家博物馆。在一峰铺着花毯的骆驼背上，塑有五位胡人乐俑，左右两侧各坐着两个，神情专注地演奏胡乐。左面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篥，右面二人击鼓，四人戴着襆头，身着翻领半袖大衣，脚蹬皮靴。站立在四人中间的是一人髯须浓密、眼睛圆睁、穿翻领绿袍的胡俑，右手前抬，右臂舞袖低垂，嘴正张开，似在合乐而舞并伴以歌唱，这是一个由西域胡人组成的在长安城巡回演出的小型乐队。

　　来长安的留学生们

　　当时活跃在长安城中的各国来者，无不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获益，进而影响改化了他们本国的文化。唐朝廷为高丽、新罗、百济等国的王室子弟提供了许多学习的机会，当时的长安是亚洲各国留学生聚集的中心，也是中华文明向四方传布的中心，周边各国都派遣留学生到长安国子监读书。《唐语林·补遗》（卷五）说：当时长安“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受业”。新罗、日本诸国王室、贵族竞相遣子入长安，为的就是要接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质的教育。唐王朝规定，新罗、日本来华留学生每人每年供给绢二十五匹及四季衣服。对于留华学习不归者，唐王朝还给予特殊的政策优惠，《新唐书·百官志》说，“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即在唐朝留学超过九年不回国者，会被编入中国僧籍，享受与中国僧人相同的待遇。当时日本来长安留学的人数最多，获益也最大。当时的日本还没有文字，是在唐朝留学二十年的浮屠海空仿汉书草字制定了平假名，在长安留学十九年、曾拜四门助教赵玄默为师的吉备真备仿汉字偏旁制定了片假名，日本才有了文字，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在日本来访人员中，遣唐使最引人注目，他们来到长安，不是来传播日本文化的，而是向中国文化学习的。他们在长安的坊间大量购买中国典籍、搜求中国文物，今天日本奈良正仓院珍藏的六千余件包括丝绸、乐器、铜镜等等，多数是由遣唐使通过海路带回日本的。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傅芸子曾多次进入正仓院，发出这样的感叹：“吾尝谓苟能置身正仓院一观所藏之物，直不啻身在盛唐之世！”派遣遣唐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日本一坚持就长达两个半世纪，其矢志不渝、坚韧执着令人感动。可以说，在明治维新之前，给予日本以最大影响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唐朝文化。毋庸置疑，是长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学者，是中国文化的母胎孕育了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是有血缘关系的。在唐朝与日本长达二百余年的友好交往中，唐朝文化从制度、礼仪、文字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予日本以巨大影响，全面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吕振羽先生说：当时的“日本在实质上虽是奴隶制，形式上，却自一切制度以至服装，全部仿效唐朝”。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教授说：贞观二十年（646），“中国唐代帝国制度传入，一种独特的日本文明开始形成”（《历史研究》）。由仿效大国再到自我创新，对于日本这样当时尚处在社会发展低级形态的岛国民族，大概也是一条必由之路。这一切的完成，是从日本在长安俯身向中华文化学习开始的，2017年，日本人以“一叶舟中载大唐”为题，纪念派遣唐使1300周年。日本京都大学川合教授说：“长安就是一颗历史的种子，早已种在了日本人的文化基因里。可以说，每个日本人都有一个长安梦。”长安始终是日本“众多具有汉学修养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文化乡愁’”。

　　开放造就了大唐文明

　　牛津大学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教授说：“当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创建这个巨大帝国之时，中国的文化，他的文字和政治法律为环绕着中国东部形成的国家——新罗（朝鲜）、日本、渤海（满洲）和南诏（云南）采用。于是开始形成了在远东的中国世界，它在唐朝的军事力量衰弱之后还持续了很久。”唐代的长安是与罗马比肩的国际大都市，以廓大的怀抱接纳了西域与东夷诸国的来者，中华文明从长安向世界传播扩散，不断推动唐王朝登上国际舞台，让世界瞩目，影响深远持久。五代的诗人张衮说，“大业来四夷，仁风和万国”，确乎如此，唐王朝从交融与开放中获得益处，进一步强大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