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学科发展来说，创新都是内在要求。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新的”比“旧的”好，而不是相反。

　　对于任何学科发展来说，创新都是内在要求。就史学研究而言，创新主要体现为提供新的史料、进行新的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补充、有所进展甚至开拓新的领域，形成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推翻旧说的研究成果。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新的”比“旧的”好，而不是相反。但从史学创新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没有在创新的名义下走向反面的情况，这是推进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新是要突破陈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一切规矩。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经过长期发展，在微观上已经积累了一套必须遵循的研究规矩。比如，史讳、年代、地理、职官、版本目录、古汉语训诂等一整套科研基本功或曰史学专门知识，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时必须遵循的，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知识积累方能了然于胸。如果在这方面想通过“创新”来规避基本功的修炼，就会出现硬伤。例如，“邱”字是清朝为避孔丘名讳而新造的字，在清代之前并无此字。清人习惯于依据自己的名讳改古书。如果今天的学者不注意这一点，在研究清代之前的史学作品中使用诸如“雍邱县”“闾邱”之类的称谓，就会成为硬伤。举此例是要说明，史学创新要有必需的基本功和细致扎实的研究，要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

　　推进史学创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有正确的史观和史识。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近年来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在一些文章中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只有摆脱意识形态的主宰，史学方能创新。所谓意识形态，对治史者而言，主要是指史观和史识。自古迄今，任何史家治史均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和史识的影响。那些主张在史学研究中摆脱意识形态主宰的人，看他们的作品，又何尝没有他们本人的意识形态在主宰呢？

　　就治史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至今仍然颠扑不破。现在，有的人为了史学创新而刻意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这无疑是南辕北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可以在史学研究中分辨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如此，才能分析和判断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的本质。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史观和史识不正确，创新还会出现许多乱象。比如，近些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污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种所谓的“创新”，事实上所要贬损和否定的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正气和优良传统。

　　再说一点文风问题。目前，追求文字的生僻、晦涩和朦胧甚至刻意创造一些新词，逐渐成为某些史学作品的一种时髦，成为其“创新”的一种表现。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必然需要不断创造新词。但是，新词应当含有旧词不具备或不能包容的词义。如果词义与旧词相同，那似乎无须多此一举。但目前有的学者以编造一大堆生僻、晦涩的新词为荣，似乎此类新词创造得愈多，自己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就越强。这显然不是一种正确的倾向。

　　治史者都希望求得学术上的创新，但真正拿出经得起推敲的史学研究创新成果又很不易。正因为不易，更需治史者潜心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