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为，鸿门宴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就现存文献资料看，鸿门宴最早的文字记载应当是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

　　《楚汉春秋》逸于南宋，清人所辑逸文中与鸿门宴直接相关的主要有三条：（一）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上。遣将军闭函谷关，无内项王。项王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出自《艺文类聚》卷6）（二）项王在鸿门，亚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采色相缪，或似龙，或似云，非人臣之气，可诛之。”高祖会项羽，范增目羽，羽不应。樊哙杖盾撞人入，食豕肩于此，羽壮之。（出自《水经注·渭水注》，《太平御览》也有相关节录）（三）沛公脱身鸿门，从间道至军。张良、韩信乃谒项王军门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双，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只，献大将军足下。”亚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出自《太平御览》卷352）

　　从情节上说，上述材料包括沛公入据咸阳、驻军灞上，项羽驻军鸿门，鸿门宴前亚父进谏，宴会上又想杀掉沛公，宴会后击碎玉斗等情节；从人物上说，有项羽、沛公、范增、樊哙、张良等。可以说，这些材料包括了鸿门宴的主要人物和大部分情节。

　　三条逸文中的人物性格也都有一定特色。亚父，首先是霸气十足。“沛公欲反耶”一句，既是疑问，又是反问，充满指责和蔑视，俨然是天下王者的口气，彰显出十足的霸气！在亚父看来，你刘季仗着运气好，侥幸先进入关中也就罢了，竟想关闭函谷关，独占关中？一顶造反的大帽直接就给沛公扣上了，并当即欲烧关门，沛公只好开关。其次是头脑清醒，杀沛公的态度坚决。范增在事业顶峰时，还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天下形势认识得清楚，预见得精准，是很了不起的。“可诛之”一句表现出其态度的坚决。再次，碎玉斗表现出极大的心理失落。他完全不顾礼节，先将玉斗“置地”，再“戟撞破之”：刘邦逃走了，只留下一块玉，因此扔在地上；还不解恨，硬生生地用戟把玉斗毁掉！亚父的性格特征通过这些动作，立现于纸上。亚父是一个料事精准，一心为项羽着想的人。

　　项羽是善斗力、不善斗心的。在上述逸文中，项羽的形象无处不在。如第一条亚父看到关门紧闭而怒曰：“沛公欲反耶？”映衬出项羽此时威风八面，以天下主宰者身份自居的心理；“关门乃开”，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的威慑力。最直接反映项羽性格的是第三条中“范增目羽，羽不应。樊哙杖盾撞人入，食豕肩于此，羽壮之”。两句话写出了项羽的两种面貌。前一句不响应亚父是一种面貌，后一句欣赏樊哙是另一种面貌。两者结合起来，正好表现了此时项羽似乎有点手足无措的心理。项羽宁愿斗力而不斗心，鸿门宴是最激烈的斗心场合，因此，尽管鸿门宴是他一生最关键的时刻，但项羽似乎是局外人，完全无所作为。项羽是眼下就要见结果的人；鸿门宴上欣赏起强闯宴会、想和他拼命的樊哙，也是情理自然。

　　在项羽的巅峰时期，樊哙敢单刀闯鸿门宴、虎口夺食，既反映了他的忠心，也反映出他的无畏，充满精神气。樊哙可谓“壮”！他是沛公集团中唯一一个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下，进行反抗，敢于发声的人。他化解了沛公在宴会上的不利局面，为沛公脱身创造了机会。樊哙是整个鸿门宴上最光彩动人的人物形象。

　　上述逸文每条都和沛公直接相关。闭关，反映出他想独占关中的贪婪；开关，表现出他对项羽的害怕；宴会中途及时脱身及周详安排，表现出他临危不乱的果敢和机智。

　　“鸿门宴”是《史记》里的名篇，也当是陆贾着力书写的篇章。对上面三条逸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看出陆贾写人叙事的能力和水准。这是他善于分析事理、把握关键、长于表达的禀赋在叙事写作上的表现。

　　首先，陆贾把握住了鸿门宴的基本框架，情节安排也颇具匠心。沛公派兵守函谷关想阻挡项羽，暴露了野心，因而惹下祸端，就势必要解释一番。亚父看穿他的心思，想借宴会之机除掉后患。宴会上沛公命悬一线，幸亏樊哙解围，最后机智脱身。《项羽本纪》鸿门宴的基本框架，在逸文中已基本具备。可以肯定，《楚汉春秋》对鸿门宴的书写应该比逸文更加详细、全面。不仅如此，整个宴会的情节安排，前后呼应，颇具理致，颇见匠心。亚父碎玉的动作既是对项羽的无聊表现、自毁前程的极大遗憾和失望，也是鸿门宴最理想的结尾：一块拱手奉上的美玉，最后被生生毁掉，似乎是项羽前程的预兆。宴会在碎玉声中结束，余味无穷。司马迁以此为基础，又结合其他资料，写成了《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另外，逸文叙事写人，言简意赅，富有言外之致，得《左传》之神。如“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上”，从武关进入咸阳，从咸阳移驻灞上，中间一概省略，但言外之意丰富（不居城中，而居灞上，正是沛公不同凡响之处，也是亚父最忌惮之处）。“遣将军闭函谷关，无内项王”，言外之意也非常丰富（关中是天下的中心，占据咸阳就掌握了天下，而项羽是最大的威胁）。鸿门宴的高潮只两句话（范增目羽，羽不应。樊哙杖盾撞人入，食豕肩于此，羽壮之），鸿门宴的结尾也只一句（亚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但都余味无穷。

　　不过，这几条逸文对历史人物的称呼似乎比较随意。比如对刘邦，有称“沛公”的，有称“高祖”的。对项羽的称呼尤其乱，有称“项羽”的，有称“项王”的，有称“大王”的，特别是第两条逸文，在一个段落中，开始称“项王”，继而又称“项羽”，接着下一句又称“羽”。梁玉绳《史记志疑·项羽本纪》“足以当项王乎”句下云：“案：羽时亦未王，故沛公称羽‘将军’，以其为诸侯上将军也。《史》乃预书为王，此下项伯曰‘项王’，范增、项庄曰‘君王’，张良、樊哙曰‘项王’‘大王’，沛公曰‘项王’，凡书‘王’者三十八，似失史体。”按，除“君王”外，其他几种称呼在《楚汉春秋》逸文中也是如此。称呼较乱，也是《史记》较普遍的现象，不少学者以为是司马迁对原素材删除未尽造成的。

    （作者：任刚，系西安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