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遗产，有些人认为遗产保护只花钱，没有经济价值；有些人则只看到精神文化价值，而有意淡漠经济价值，觉得一旦跟钱有关系，就会显得目光短浅、俗不可耐。在区域规划与发展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重技术、重空间、重工程和轻文化、轻历史、轻系统的倾向。
殊不知，历史文化是有大价值的，不仅是精神价值，也不仅是弘扬正能量、体现软实力，而且会带来实实在在的长远效益。对于城市人文遗产而言，今天可能是民生问题，明天可能是文化问题，后天可能是经济问题，其价值往往会相互转化。一旦决策失误，可能导致出现长时间跨度的大难题。这就把文化遗产保护推上了更广阔的公共视野，也对具体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激活存量空间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人类文明的共同体现。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文件以及21世纪会安草案、新城市议程等国际公约或会议建议，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大全球共识和普遍原则。
文化遗产作为存量空间，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上海中心城区，增量空间越来越少，存量空间的利用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这些存量空间，主要由众多文物单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乡村聚落所构成，其合理保护与利用将起到促进城乡更新、城市修补、产业转型和文化复兴的作用，连带效应也很强。
文化遗产具有正能量，不是负资产。文化遗产具有稀缺性甚至唯一性，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和灵魂，是世世代代建城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累积起对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真实反映。文化遗产的正能量价值，很难用金钱去估量。相反，文化遗产一旦湮没，不仅对不起祖先与子孙、对不起历史和人民，也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不管多么精致的假古董都替代不了，各种文字、语言等记忆手段也是难以企及的。
文化遗产具有城市认知意义、宣传教育意义，可以产生很大的精神财富和社会价值。保护好文化遗产，守住城市的记忆，告诉人们我们从哪里来，是对历史的责任。因此，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实际上也是“算大账”和“算小账”的问题。
文化遗产对区域经济具有正向作用。一般的现代建筑随着时间推移而在价值上会有所减损，文化遗产则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醇厚、珍贵。文化遗产一旦得到很好保护，可以为未来发展保护本源、累计资源、蓄积能量，是积极的经济资源，而不是拖发展后腿的障碍。
文化遗产的精心保护、合理利用，不仅保护本体建筑的物质空间，还可实现对于建筑本体和周边地区的产业振兴、经济复兴，起到激活存量空间、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空间等积极作用，有助于推动实现人口疏解、改善原住民居住环境、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引导产生聚合效益
从价值角度来看，事物的价值往往包括似乎相互冲突的两个方面，如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也可称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自身价值和附加价值、短期价值和长期价值、硬实力和软实力、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也可称为显性价值和隐形价值）、“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文化效应”，等等。
看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综合起来看，多维多视角地看，而不能偏废。既要看直接价值、物质价值、自身价值、短期价值、硬实力、有形资产、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更要看文化遗产所蕴藏的间接价值、精神价值、附加价值、长期价值、软实力、无形资产、社会效应和文化效益。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低估和偏废。
文化遗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最大工作、最大责任、最大压力，是把文化遗产的间接、潜在、隐性、无形、精神、长期的价值表达出来，继而与综合经济部门、规划建设部门一起推进有利于文化遗产综合价值最大化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价值评估标准。这一价值评估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定量标准，二是定性标准。有些情况下，文化遗产体量虽小，能量却巨大。例如，中共“一大”会址，几间里弄，却产生了那么大的历史、人文和思想影响，是难以用定量的经济价值指标来衡量的。
针对具体项目，定量标准比较容易，而定性标准往往被忽视，也不易被确定。建议由文化遗产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定性标准的指导思想和决策程序，确定相应权重，甚至建立一票否决制，以平衡过于注重经济技术指标的消极影响。
对上海而言，历史上曾经长期保持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多界共存局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群落、建筑聚落。如果在空间上因势利导，引导亚文化产生聚合效益，争辉斗艳，将进一步丰富城市人文生态的多元化、多样性。这是上海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大特点和亮点。
具体来看，要立足于历史文化风貌区、风貌保护道路、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上海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更加注重成片、成街坊历史风貌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保护。特别是，老城厢地区中式古建、老外滩西式大楼、静安卢湾里弄风情、徐汇长宁花园风貌、虹口闸北市民住宅等，各自形成区域特色，可以因势利导，将记忆碎片串联起来，将建筑单体统筹起来，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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