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其优长，启迪自己的智慧。同时，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的当今，需要正视文明互鉴中的诸多文化误读现象，减少和疏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尽量避免文化冲突。

        文化误读的生成与影响

        “误读”的原意是指歪曲了文本或其他阅读对象的原本含义，是对原文化的错误阅读和理解；其引申义是指一种文化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出现的错误理解和评估，及其文化错位。翻译是产生和深化误读的重要环节，由于每种语言深植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绝对对等意义上的译介是不存在的。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因为自身的文化背景不同，导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不同，因此在对待同一个事物或文本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人们总是习惯以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和已有的知识构成去理解，进行一种“先见”性甚至“成见”性的解释，这便是“文化误读”，即：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

        客观地讲，误读是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大体上具有正面和负面两类影响。从正面影响来说，人们对艺术或人文作品的误读有可能是一个激活想象力、创造灵感和思想革新的过程，譬如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误读中国古代政治是“最有人权的制度”，这种认知催化他建构起自由平等的君主立宪制。但是，误读的负面影响更加常见，它们往往建立在对事实不当的感受、对认知对象的材料占有不充分或分析不科学的基础上，譬如“盲人摸象”就以局部代替整体，结论注定错误。在很多情况下，误读是由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曲解造成的。

        一般来说，“文化误读”往往直接引向“文化误导”“文化误判”甚至“文化冲突”，它歪曲认知对象，加深中外文化彼此之间的鸿沟。误读有两种常见的形式。第一种是下意识的误读，主要因双方文化上的差别造成的，它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粗疏的，常常是当事人以己方的价值观去衡量他方的行为；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得出否定或肯定对方的结论。第二种情况是有意识的误读，它与下意识的误读迥异；有意识的误读有系统、有理性，有一种较深的文化沉淀，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或是出于某种实际需要，往往囿于成见。此种误读一般比较稳定，难于与认知对象沟通和对话，也不易在短期内改进。

        开展深层次对话的必要性

        误读是文化交流、碰撞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且广泛存在。避免误读是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它要求人们详尽地占有事实、准确地进行分析；在鼓励人们对认知对象做大胆解析的同时，要避免远离真理的误读，其间的探索、反复必不可少，艰辛也是可以想见的，中西文化的沟通和理解需要无数的“反”误读方能完成，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互补。简言之，文化误读时时刻刻在发生，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平等、尊重的态度来面对跨文化交流，理解和对话是减少、疏解误读的重要途径。

        “文化误读”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冲击”，是文化交流和演变的必经阶段，它离日常生活并不遥远。“文化误读”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理解的变异”。理解的变异是难以避免的，减少文化误读的最好方法是深层次对话。文化误读的产生既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既涉及语言、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多层面的理论探究，又可对当下的文化传播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引。误读不仅存在于符号层面，更存在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层面；我们不仅需要矫正符号的误读，更应该传达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他者”在对二者的体验中更深入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经由“他者”的目光反观自身，也能够点亮我们对自身认知的盲区，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而免于狭隘的风险。

        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看，因为文化误读，人类干了不少蠢事；即使在数字化网络时代，价值误读仍然不可避免。价值的寄生性、内隐性，成了跨文化人际交往误读的触发机制；同理，由于价值的内隐，导致误读双方双盲，即误读者意识不到自己在误读，没有与对方沟通的需要，误读常常会一误到底；价值误读倘若侵犯人的基准价值——尊严，虽然表面的事情微不足道，其导致的对抗常常是意想不到的不共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