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构建中国特色青少年社会工作体系的条件基本成熟。作为全国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起源地之一的上海，能够提供什么经验？

        本土探索

        青少年社会工作将青少年作为工作和服务对象，根据青少年成长规律，最大限度地挖掘青少年潜能，协助其全面发展以融入社会。

        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可追溯至2002年，并随着共青团“积极承担政府委托的青少年事务”而不断深化。在市委政法委、市民政局等推动下，上海青少年社工机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据不完全统计，至2019年6月底，全市有青少年社工机构77个，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人才4234人。其中，35岁以下占61%，持证率高达70%。2018年，全年服务项目348个，覆盖青少年34万人次，政府、社会资金投入超过1.8亿元。同时，还为全国大部分省区市提供了专业青少年社会工作培训与服务。

        经过探索和实践，上海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团运作、多方参与”的工作模式。经验可简要总结为：

        第一，“一核多方”机制。党的领导是工作机制的核心，各级党委有效整合政府、群团、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参与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第二，政社合作机制。以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为切口，在民生领域引导专业社工机构面向青少年及其家庭开展托底型和发展型服务。

        第三，专业支撑机制。通过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打造枢纽平台，吸引党政群团、高校学者、一线社工共同组成行业智库，致力于青少年社会工作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服务和推广。

        第四，持续创新机制。由单一的政府资金扶持向外拓展为基金会、企业及社会资金共同支持，根据青年需求的变化，打造一批本土化品牌项目。

        生长土壤

        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需求、社会摩擦和问题表现差异很大，社会工作制度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和发展模式。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都不应照搬照抄。

        比如，西方社会工作崇尚的“价值中立”，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社会利益分化对抗、群体矛盾凸显土壤上生发的一种实践对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始终将人民至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统一的。同时，党有优良的群众工作传统，群众的利益诉求主要通过民主协商而不需要通过对抗和博弈来实现。因此，“价值中立”原则在中国的土壤上没有生长基础，不能成为行动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