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以来，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这句话出现在了各类媒体报道中。当大家在为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喝彩、为中华文明五千年自豪时，我们需要真正了解和理解“考古实证”的意义与价值。

　　实证五千年的时间坐标

　　以往我们谈中华文明五千年，西方学界存有异议，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作为“实证”。殷墟早在2006年就申报并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突出价值就是“甲骨文在汉字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写体系之一的发展中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当谈到四大古文明时，同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文明相提并论的，往往是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明，年代上自然也要晚了近两千年。

　　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相关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用科学取样测年方法系统地把这个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文化的时空坐标明确了下来。目前仅古城遗址内积累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不完全统计就有200多个，时间跨度从距今5300—4300年之间；其中作为遗产要素的莫角山宫殿基址、反山墓地和水利系统的具体年代很明确，都是在距今5000—4900年左右营建的。良渚古城遗址的综合研究已经充分说明这是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而这个早期国家的年代，通过考古学得到实证——这就为世界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明确了五千年的时间坐标。

　　实证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和普遍意义

　　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把“文字、铜器、城市”作为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因此在评判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与文化时，也以此为主要标准，去衡量一个古代社会的发展水平。

　　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在几十年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的积累下，它的社会发展程度，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考古学界早就得到了共识；而且不光是良渚文化，同时期或略晚的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晋南陶寺文化、陕北石峁文化等等，都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实证了同良渚相似的文明发展程度，这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所说的“龙山时代”，也是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探之源。

　　但正是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的全方位展开和推动，近年来西方学者才得以看到中国新石器晚期考古的丰硕成果，才评价说中国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低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是按照“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标准。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不仅仅是实证中国的早期文明距今五千年这么简单。更重要的价值，是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百年近代学术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国家形态，在东亚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它们与以西亚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进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两种模式，这为西方世界从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实证，也会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长期影响。

　　实证东亚湿地稻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旧大陆范围内目前所见唯一的以单一作物（粳稻）经济为主要农业内容的史前文明。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粳稻的起源中心。目前考古研究显示，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各自有相对独立的稻属驯化和进化过程，而稻作经济在各自的早期农业社会发展中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世界其他三大古文明，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都是建立在西亚农业基础上，以在肥沃的新月形地带起源的各种麦类、豆类作物和牛、羊等家畜为主要农业经济内容，以一个新石器包裹的方式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古文明，分别以旱作粟黍农业和湿地稻作农业为不同的起源和发展基础，通过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形成多品种多模式的农业文明形态。如果说西方文明是单一农业起源模式开枝散叶的后续发展，那么东方文明则是多元农业复合并进的结果。这其中，长江下游逐步形成的湿地稻作经济以其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成为数千年农业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

　　水田稻作经济是一种静态可持续发展的、非扩张性的农业形态。水稻的收成是麦作和粟黍类旱作的三四倍，因此也表明在同样的单位面积内水稻农业可以支撑更大规模的人口和社会规模。因此，良渚文化的发展才会是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相对稳定封闭的三角洲范围内，历经马家浜—崧泽文化持续增长起来的原生文明。因此，良渚古城遗址能够支撑相对同时期其他区域更为发达的手工业经济，单一农作物经济为之提供了足够的基本生产资料、充足的农余季节（农业经济的单一季节性）和足以发展社会分工的人口规模；也因此，良渚文明没有成为一个往外扩张的文化，因为水稻经济需要对水田耕地的长期投入管理，不同于旱作农业对地力的损耗和对可耕地范围的不断需求。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遗产名录的官方陈述中，将其称为“新石器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说明其特有的农业基础，对研究文明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