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念的演变是整个中华文明演进史的一个缩影，通过梳理这一观念的变化可以管窥中华文明绵延的历史轨迹，同样，要理解“中国”一词的丰富内涵，也应当从整个中华文明演进史中去寻求。

　　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文明中心的国家都有其“立国根本”，即有一套成熟的主流价值观念及相应的社会体制。古代中国的立国原则是基于“天道人伦”构筑而成的社会体制，具体而言，其价值理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推崇“敬畏天地、道法自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推崇“亲亲、尊尊、贤贤、长长”，与之相对应的是家族乡村、小农经济与华夷天下为主要维度的社会体制。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崇尚教化，秉持“近者悦、远者来”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化育播迁天道人伦的理念，使不同族群基于对共同文化理念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共建国家，渐次消灭相互畛域，融合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天下体系”。纵览人类文明的历史，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古代文明尘埃湮灭，唯独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此等奇迹当归功于其文化立国的强韧生命力。

　　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华文明的格局与力量也是微涓成海。从大历史的视野看，中华文明的演进经历了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即“中原文化时期”“中华文明圈时期”与“世界时代时期”及相应的“战国之变”与“近代之变”两次转型。关于“两变”相应的两次转型，晚清的先觉者郭嵩焘先生在1878年即有明断，“中国大变二，秦并天下，刬封建为郡县，海内大势尽易，三代政法扫地略尽，此一变也。泰西强国并峙，与我殊洲，旷古不相闻知，一旦狎至中土，趠重洋万里如履户阈，与秦汉以来所谓边患乃绝异，此又一变也。”在这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原文化时期的“中国”观。中原文化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孕育形成期，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期，发轫之初演进缓慢，持续时间较长。部落间通过战争、商贸等方式，由黄河中下游地区渐次向四周扩散，其政治形态也由远古的部落联盟转变为周代的宗法封建。如果说黄帝部落统一中原可视为中华文明在中原文化时期的第一次兴起，那么完成部落制向封建制转型的西周则是这一时期的发展高峰。在这一时期，中国最初是“京师”的意思，并逐渐向“地理中原”与“文化华夏”的意思转变。《史记·五帝本纪》的“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以及《诗经·大雅·民劳》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里的中国便是京师（中心都邑）的意思，而越往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与华夏文化意味则愈加浓厚，《孟子·梁惠王上》有“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里的中国便是指中原含义，并且相对“四夷”来说，体现了华夏文化的意味。

　　中华文明圈时期的“中国”观。这一时期大致为从秦汉至1840年。经过战国200多年的兼并战争与变法运动，秦汉之际的中国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奠定了中华文明第二期的总体格局。在此后2000多年里，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体制渐次由中原辐射到东方世界，形成以中国为宗主国、周遭为附属国的华夷天下体系。第二期的中华文明曾遭遇“五胡乱华”、释教东渡与边疆民族入主等挑战，但凭借其文化的优越性与兼收并蓄的能力，总能消解同化，卒成天下大观。在这一时期，随着幅员的扩张与文明的播迁，“中国”一词的军事地理色彩渐趋淡化，而文化色彩愈发浓厚，所谓华夷天下观中的中国，其所指大体意为高于化外蛮夷的华夏文化。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其中的中国尚有地理中原与文化华夏并重的意思，而到韩愈《原道》中“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及《谏迎佛骨表》中“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其中的中国体现的就主要是文化华夏了。这里要指出一点，这种华夷天下的观念在宋之后的士大夫身上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即对边疆民族铁蹄的无奈与对其教化的鄙视，文天祥就曾感慨“长江还有险，中国自无人”。

　　世界时代时期的“中国”观。这一时期从1840年迄今。1840年中西冲突之际，临近朝代治乱更替周期的古老中华文明遭遇了器物技艺乃至政教民风都更胜一筹的西方文明。“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汹涌浪潮使得中华文明被迫跌入世界新秩序，从“天朝上国”陡然降格为“世界时代的一员”。这段历史的主要特征便是西方文明向全球扩展、重塑世界历史的过程。1840年之后的中国遭遇了当时的世界新秩序。对于始终具有天下情怀的古老中国而言，需要重新在世界时代寻求自己的位置，百年回望，这是一个从渴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古老文明国家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过程。从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里提出的要努力建设“有土地、有人民、有法律、有主权、有服从”的“完全成立之国”，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的主权国家，再到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世界中国，即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例证。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自信迎接世界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中华文明正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迈向世界舞台。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二战结束后就曾告诫时人，未来的世界秩序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它必然寄望于东西两大文化的合流。世界新文化的诞生，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文明的事情，也不是“谁化谁”或“与谁接轨”的问题，而是世界本身的总体问题，它不仅意味着中国问题必然在世界框架中得到解决，也标志着世界问题必须融合中国的要素才能得到解决。此语阐明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时代的价值、机遇与使命。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过往300年以欧美为中心的全球化与现代化正在终结，今天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应以充分的文化自信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据以缔造既为国人所遵从，也为世界各国所景仰的新价值理念与社会体制，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人民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开辟人类更加繁荣、更加安宁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