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寅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的8卷本《世界历史》。资料图片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端于19世纪中叶，而其真正的创立与发展，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的70年。自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仁人志士“开眼看世界”，到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图强，以及他们编撰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俄彼得变政记》《斯巴达小志》等，可视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以梁启超、严复、陈衡哲、何炳松、陈翰笙、周谷城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革命与战争的动荡年代，尽其最大努力，翻译和介绍了一些西方世界史学著作，编写了一些世界史教材，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不过，总体来说，这些前辈学者的工作极为有限，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等所谓“西洋史”的领域，对其他各大洲、各国的历史几乎没有涉及，即使对西欧、北美的研究也仅停留在初级阶段。

　　1.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创立、奠基期（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科也正式创立，初期主要受到苏联影响。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

　　首先，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建立了世界史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设立了世界历史专业，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世界历史研究所，这些教学与研究机构成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基地。在这里，集聚了一批致力于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培养并形成了我国第一批世界史专业队伍。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规定中小学生都要学习一些世界史的知识，高等师范院校的世界史学科也获得了教学相长的发展。另外，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的拉丁美洲研究所、苏联研究所（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今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初为伊斯兰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等，尽管当时主要服务于外交工作，但也为这些区域历史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其次，初步建立了我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术体系。历史学既有“贯通”“综合”的内在要求，又有学科细分、分科治学的现代学术特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也遵循着这两条路径发展。

　　其一是构建世界通史体系，即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框架进行建构与描述，其代表便是周一良和吴于廑主持的、举全国世界史研究力量通力合作编写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4卷本《世界通史》（包括配套的4卷资料集）。这套教材，以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读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经纬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这部教材不仅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也体现了他们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教学与研究，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学术体系的真诚和努力。因此，尽管它受到苏联13卷本《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通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但仍然是我国世界通史的奠基之作，成为高校通行的世界史教材，至今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其二是在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专题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有所建树。例如，童书业、吴于廑、郭圣铭、林志纯（日知）、耿淡如、刘启戈、蒋湘泽、王荣堂、孙秉莹、戚国淦、丁则民、罗荣渠、齐世荣等先生对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雷海宗、阎宗临、蒋孟引、辜燮高、沈炼之、张芝联、吴廷璆、齐思和、刘绪贻、黄绍湘、杨生茂、刘祚昌、邓蜀生、纳忠、王绳祖等先生对欧洲史，对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埃及等国别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王辑五、何肇发、朱杰勤、陈翰笙、季羡林、周一良、杨人楩、丁则良等先生对亚洲史、东南亚史、中外关系史、非洲史、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史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基石，培养了一代年轻的学人。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以及“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分期”等问题上所进行的学术争论和理论探讨，也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另外，1971-1978年由十几家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的200多册国别史或地区史，一些世界名著、名人传记和回忆录等，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吴晗主编的通俗外国史知识读物，“文革”后由陈翰笙主编）也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资料和知识基础。

　　诚然，由于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不仅基本拒绝和排斥西方史学，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也极其有限；同时亦由于原始资料严重匮乏、研究条件简陋以及外国语言文字基础薄弱，我国世界史还存在大量研究领域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