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图书馆藏《醒世姻缘传》“十行本”（以下简称“大连十行本”）在《醒世姻缘传》诸多版本中独树一帜，具有重要价值。

　　《醒世姻缘传》的刻本系统虽然复杂，但大体可分为“十行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五字）和“十二行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两种。又因为十行本弁语署“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十二行本弁语署“戊子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故又分别称为“辛丑序本”和“戊子序本”。大连图书馆分别藏有十行本和十二行本，尤以十行本价值最高。

　　“大连十行本”两函二十册，缺封面，无刊刻年代，卷首“弁语”缺第一叶，第五十回缺末叶（十二叶），第一百回缺最后两叶（十三、十四叶）。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五字，无格，左右单边，钤有“大谷光瑞藏书”“旅大市图书馆藏书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等印章。2000年大连出版社影印出版《大连图书馆藏孤稀本明清小说丛刊》，第46种即为“大连十行本”。此本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刻书年代早。

　　“大连十行本”被公认为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其刊刻年代，可通过避讳大致推断。“大连十行本”避康熙讳较多，据李国庆比对，“此本25个‘玄’字中16个缺末笔，相比同德堂本避8处、戊子本避5处、庚午本避4处，是避的最严谨的”（《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3期），可知此本不早于康熙朝。

　　“大连十行本”正文间有双行小字（非夹注，系漏刻后增补删改的正文），说明其非初刻本。但其双行小字又比后出之本重订所加的双行小字少得多，这说明其刊刻较早。另徐复岭发现《颜氏家藏尺赎》卷三《周在浚致颜光敏书》中有云：“《恶姻缘》小说，前呈五册，想已阅毕，幸付来价。因吴门近已梓完，来借一对，欲寄往耳。”学界大半认为此中的《恶姻缘》即是《醒世姻缘传》（东岭学道人《醒世姻缘传》“题识”有“原书本名《恶姻缘》”之说）。袁世硕推断此信当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古本小说集成》本《醒世姻缘传》前言），那么从周在浚的信中可以看出，康熙二十年前后吴门（苏州）即已出现了该书的重刻本。“大连十行本”是这种重刻本的可能性很大。

　　二是刻印精良，错讹较少，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大连十行本”木板完整（凡所缺叶，皆在卷首或卷尾，可知是书叶遗失而不是木板残缺），刻印精良，字迹清晰，为现存坊刻佳品。其校勘价值，仅以第一回两例即可见。

　　诸刻本第一回写晁思孝选了华亭知县，“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他使银子，只要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秤称兑”。其中“广法大秤称兑”句“大连十行本”作“广法天秤称兑”，而明显“天秤”是对的，因为称兑银两要用天秤。明清小说中常提到用天秤称银两，如《三刻拍案惊奇》第十五回写道：“那两个见已是到手银子，便凭他兑。张知县叫取天秤过来。”《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五回也写道：“献过了茶，问了些来历。取出天秤，足足的兑了二十四两财礼，双手交将过去。”可见诸刻本“大”字实误，而诸整理校注本也都随之失误。

　　再如诸刻本第一回写晁源随父到任华亭县，“到有一个幕宾，姓邢，河南洧川县人，名字叫做邢宸，字皋门，是个有意思的秀才……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又有了银钱，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几乎拿出‘伯颜大叔侍文章’的脸来”。此段从文意看是晁源看不起邢宸，所谓“几乎拿出‘伯颜大叔侍文章’的脸来”，指的无疑是晁源对邢宸的轻视甚至厌弃，但“侍文章”三字，和轻视联系不上，其意殊不可解。对此诸整理校注本也一般无注，比较重要的黄肃秋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则注曰“不详”。而检“大连十行本”，此句则作“伯颜大叔待文章”，“待文章”就可以解释通了。盖“伯颜”在蒙古语中为“富”之意，元朝名伯颜者甚多，此处的“伯颜”应指元顺帝时的宰相蔑儿乞伯颜，他曾独秉国政六年，飞扬跋扈，在文化方面尤其反对读汉人书，至元元年（1335），他曾上奏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人书，解人又其闲，好生欺负人。”（《庚申外史》卷上）同年，有人奏罢科举，他全力支持，致使元顺帝当年下诏停止科举。明清小说戏曲对他时有讥刺，如明末沈嵊《绾春园传奇》写宰相伯颜擅权，阻扼贤才。清代白话小说《霞笺记》写宰相伯颜把持朝纲，贪财好色。故所谓“伯颜大叔待文章”指伯颜对待文章的鄙弃之感，用来形容晁源对邢宸的轻视。没有“大连十行本”，恐怕此句就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了。

　　“大连十行本”进入大众视野较晚。回顾《醒世姻缘传》的点校整理历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汪乃刚以同治庚午本为底本点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开《醒世姻缘传》整理先河。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1980年齐鲁书社版《醒世姻缘传》仍以亚东图书馆本发排，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黄肃秋校注本亦以亚东图书馆排印本作底本，1982年中州书画社童万周校注本则以同德堂刻本为底本。以上均未言及“大连十行本”。这与“大连十行本”深藏馆内，难于取阅有关。好在自2000年大连出版社影印出版后，2005年中华书局李国庆校注本已经采用“大连十行本”为底本（奇怪的是笔者上举校勘两例，李注本亦从众作“广法大秤”“侍文章”），另目前学界也有几篇论文涉及此本，但总的来说，对此本的研究还待深入。

　　（作者：李永泉，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