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群对生活的追求不尽相同。比如，有人认为，吃喝玩乐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最高的境界；也有人认为，琴棋书画才是真正的、理想的生活乐趣。应该说，人们在生理和物质生活上的追求有其正当性、合理性。但人生是不是就应该停留在这一阶段，这是需要思考的。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的本质与一般动物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人能从事文化上、精神上的无限创造活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高尚的、有理想的人，不能仅满足于衣食住行的物质享受，还应该有很多精神上的追求。我们从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精神上的追求。

　　自南宋以来，经过几次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转移，江南地区不仅成为经济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地方，而且成为文化上的高地，是文人或者说知识阶层的荟萃之地。因此，江南文化虽属区域性文化，但存续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汇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后期的代表。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宋代以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在江南保留得最多。有了这一基础，江南文人的许多新动向、新追求，包括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往往辐射全国，在历史上能够产生很大影响。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讲讲古代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由于时间有限，我主要以明代中后期为例。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因为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生活追求很有典型意义，对后人的影响也特别大。而且，晚明江南人士在衣食住行上的追求，还有突破传统礼制束缚的进步意义。

　　明代中后期日常生活趋于艺术化精致化高雅化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追求那种特殊的、具有高度文化品位和艺术审美性的生活情趣。这既是生活文化发展演进的产物，又与特定时空的政治、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明代的江南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和人文荟萃之地，但江南文人群体面临着一种特殊的生存困境和空前的心理压力。

　　这种心理压力，一方面来自当朝帝王的刻意打压。

　　朱元璋对江南文人的猜忌、贬抑是诸多史料明确记载的。他下令苏、松和浙江人士不准到户部当官，且科举考试对江南学子也作了不公正的限制。他还与儿子朱棣多次将江南的富户，包括许多文化世家，大量迁往北方，家产全部充公。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当上皇帝，更是对江南的文人士大夫肆意杀戮。朱元璋、朱棣以后的明朝皇帝，对江南的文人士大夫也有很深的偏见。

　　这种心理压力，另一个方面来自富商巨贾的挑战。

　　明代以来，江南成为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工商阶层迅速崛起，由此引发社会的巨大变动。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富商巨贾，不仅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也使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等级重新编排次序——商贾的地位有所上升，士的地位不断下降。

　　翻检明代的逸闻、小说，穷秀才在商贾面前低声下气的描写可谓比比皆是。因此，不说平民百姓的慕商、崇商，即便文人内部也不时发出“士不如商”的感叹。

　　原本自视甚高的江南文人，此时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政治生态的恶化、社会地位的滑落，使他们的心态陷于空前的复杂和窘困，因而产生了沉重的压抑感和危机感。仕途坎坷、官场险恶及屡遭贬抑、动辄获罪的政治环境，致使众多江南文人士大夫从心底里生出对官场的厌倦，萌发退隐闲居的心思。

　　不过，多数江南文人并不认为思隐就必须山居野处、灭迹城市。他们认为，最高妙的退隐是隐于朝市和留司的“大隐”和“中隐”。只要志在于隐，无须异于常人，无须匿迹深山。若能自持其心，可不拘其迹，故可亦仕亦隐、心隐身不隐。山水林泉、鸟语花香之类的隐居乐趣，完全可在治园修亭中求得；书斋园林、诗书茶酒，无不可隐。

　　可见，江南文人有其独特的隐逸观念和方式。他们寄情于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游园观景、鉴书赏画、焚香品茗，追求一种悠闲适意、清幽高雅、艺术化的生活情趣，并借此平衡满心的失落、消磨胸中的块垒。

　　当然，江南文人刻意追求这种特殊的生活情调和品位，还有另一层深刻的含意，即以文士特有的“清雅”来排拒商贾的“粗俗”。面对穷奢极侈、挥金如土的富商巨贾，江南文人的内心是痛苦而复杂的。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情况下，无论经济实力、物质生活，还是拜金主义盛行之下的世俗评价，文人皆难与富商比肩。那么，以什么东西来自我标举呢？能让士人孤芳自赏并维持自尊、自信、自傲，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获得社会认同的，唯有自身独具的文化素养。

　　在这种状况下，江南文人刻意提升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含量，期盼以一种品位清幽高雅、充满文化意趣、高度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来与商贾的“粗俗”相抗衡，从而满足内心的优越感，厘清日益混淆的“士”“庶”之别。

　　所以说，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将日常生活趋向于艺术化、精致化、高雅化，是在特殊时空条件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样式。

　　园林、书斋、茶寮是士大夫重要的精神栖息之所

　　从现今留存的文献资料和绘画作品来看，明代江南文人士大夫最心仪的三个去处是园林、书斋和茶寮（茶房）。这可视为他们精神生活最重要的栖息之所。

　　宋代以来，古代中国开启了城市化的进程。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15%左右。据估算，江南八府当时的人口约有2000万，这意味着城镇居民大约有300万。可以说，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城居”现象颇为流行，文人士大夫也多到城里居住。

　　“城居”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走亲访友、雅集唱和都很方便。但城市的嘈杂喧嚣，又对文人的生活情趣构成了干扰。既无法脱离城市，又时时留恋乡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园林骤然而兴。

　　若能修建一处园林，模仿并浓缩乡村中的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将悠然闲适的生活意境搬到城里来，就既能获取城市生活的便利，又可经常享受乡村生活所给予的安宁、静谧。园林的妙处就在于此。

　　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园林建造特别兴盛。我作过一个统计，仅苏州府一地，明代修建的、见于文献记载的著名园林就有100多座；不太著名或未被记载的，肯定还有很多。

　　除了文献记载，明代绘画中也有许多描绘江南园林的作品。沈周的《魏园雅集图》，就是其中一件名作。该图描绘沈周等苏州名士拜访友人魏昌，在魏家园林中雅集的情形。众人赋诗作文、抚琴高歌，欢声笑语，一醉方休。沈周以浑厚苍润的笔墨刻意营造出一种山峦林泉特有的“野趣”，借以表现江南文人钟情于结庐尘世的情怀。各位名士在画上题诗抒情，魏昌还题跋记述雅集的经过。这幅画不仅成为美术史上诗、书、画俱佳的杰作，而且为后人留下了江南文人醉心园林的真切写照。

　　但修建园林是很费钱的，有能力造园的毕竟是极少数人。无力造园怎么办？古人建宅造房，前后总有一些空地，形成大大小小的庭园。于是，许多人在屋前屋后辟出几个平方，种点花花草草，堆几块山石，也可营造出更小、更浓缩、更模型化的“乡村景观”。归有光在名作《项脊轩志》中，即描写了书屋之前的小型景观。

　　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又该怎么办？那就摆弄盆景，这可视为最小型的“乡村景观”了。盆景在明代中后期的苏、松等地有很大的市场，以致贩运、出售盆景成为一个时尚产业，道理就在这里。

　　除了大大小小的园林景观，读书人往往会有自己的书斋。现今留存的大量明清文献中，有不少文人专门谈到书斋的构建、装饰、布置以及其中的藏书、文物、各类文具等。当时的江南文人认为，书斋是精神享受、文化创造的处所，故万万不可布置得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而应该凸显文化品位和学术素养。

　　江南文人多将书斋视为自己的出处和归宿。不少人赴京当官时，仍对自己的书斋流连忘返，并时时期盼不久的将来能辞官返乡，回到书斋中去。回到书斋做什么？当然是读书，浏览古今经典名著，还有就是鉴赏自己收藏的文物。

　　近年来的研究揭示，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鉴藏字画、碑帖、铜器、玉器、瓷器、古版图书等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文物鉴赏集学术研究与文化消遣于一身。各类文物高度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对江南文人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不少人还以鉴赏文物来标榜自己的清幽高雅。

　　晚明松江名士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中说道：“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时。”显然，在江南文人心目中，天朗气清，有挚友来访，步入书斋取出珍藏的文物字画一同欣赏，实为人生之快事。反之，如果不是志同道合、深得敬重的诗友、文友、书友、画友、文物藏家，是绝对进不了书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