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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人怎样以“清雅”抗衡“粗俗”

2020-01-14 09:55:16  来源:解放日报

  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群对生活的追求不尽相同。比如,有人认为,吃喝玩乐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最高的境界;也有人认为,琴棋书画才是真正的、理想的生活乐趣。应该说,人们在生理和物质生活上的追求有其正当性、合理性。但人生是不是就应该停留在这一阶段,这是需要思考的。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的本质与一般动物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人能从事文化上、精神上的无限创造活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高尚的、有理想的人,不能仅满足于衣食住行的物质享受,还应该有很多精神上的追求。我们从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精神上的追求。

  自南宋以来,经过几次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转移,江南地区不仅成为经济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地方,而且成为文化上的高地,是文人或者说知识阶层的荟萃之地。因此,江南文化虽属区域性文化,但存续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汇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后期的代表。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宋代以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在江南保留得最多。有了这一基础,江南文人的许多新动向、新追求,包括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往往辐射全国,在历史上能够产生很大影响。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讲讲古代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由于时间有限,我主要以明代中后期为例。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因为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生活追求很有典型意义,对后人的影响也特别大。而且,晚明江南人士在衣食住行上的追求,还有突破传统礼制束缚的进步意义。

  明代中后期日常生活趋于艺术化精致化高雅化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追求那种特殊的、具有高度文化品位和艺术审美性的生活情趣。这既是生活文化发展演进的产物,又与特定时空的政治、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明代的江南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和人文荟萃之地,但江南文人群体面临着一种特殊的生存困境和空前的心理压力。

  这种心理压力,一方面来自当朝帝王的刻意打压。

  朱元璋对江南文人的猜忌、贬抑是诸多史料明确记载的。他下令苏、松和浙江人士不准到户部当官,且科举考试对江南学子也作了不公正的限制。他还与儿子朱棣多次将江南的富户,包括许多文化世家,大量迁往北方,家产全部充公。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当上皇帝,更是对江南的文人士大夫肆意杀戮。朱元璋、朱棣以后的明朝皇帝,对江南的文人士大夫也有很深的偏见。

  这种心理压力,另一个方面来自富商巨贾的挑战。

  明代以来,江南成为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工商阶层迅速崛起,由此引发社会的巨大变动。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富商巨贾,不仅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也使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等级重新编排次序——商贾的地位有所上升,士的地位不断下降。

  翻检明代的逸闻、小说,穷秀才在商贾面前低声下气的描写可谓比比皆是。因此,不说平民百姓的慕商、崇商,即便文人内部也不时发出“士不如商”的感叹。

  原本自视甚高的江南文人,此时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政治生态的恶化、社会地位的滑落,使他们的心态陷于空前的复杂和窘困,因而产生了沉重的压抑感和危机感。仕途坎坷、官场险恶及屡遭贬抑、动辄获罪的政治环境,致使众多江南文人士大夫从心底里生出对官场的厌倦,萌发退隐闲居的心思。

  不过,多数江南文人并不认为思隐就必须山居野处、灭迹城市。他们认为,最高妙的退隐是隐于朝市和留司的“大隐”和“中隐”。只要志在于隐,无须异于常人,无须匿迹深山。若能自持其心,可不拘其迹,故可亦仕亦隐、心隐身不隐。山水林泉、鸟语花香之类的隐居乐趣,完全可在治园修亭中求得;书斋园林、诗书茶酒,无不可隐。

  可见,江南文人有其独特的隐逸观念和方式。他们寄情于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游园观景、鉴书赏画、焚香品茗,追求一种悠闲适意、清幽高雅、艺术化的生活情趣,并借此平衡满心的失落、消磨胸中的块垒。

  当然,江南文人刻意追求这种特殊的生活情调和品位,还有另一层深刻的含意,即以文士特有的“清雅”来排拒商贾的“粗俗”。面对穷奢极侈、挥金如土的富商巨贾,江南文人的内心是痛苦而复杂的。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情况下,无论经济实力、物质生活,还是拜金主义盛行之下的世俗评价,文人皆难与富商比肩。那么,以什么东西来自我标举呢?能让士人孤芳自赏并维持自尊、自信、自傲,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获得社会认同的,唯有自身独具的文化素养。

  在这种状况下,江南文人刻意提升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含量,期盼以一种品位清幽高雅、充满文化意趣、高度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来与商贾的“粗俗”相抗衡,从而满足内心的优越感,厘清日益混淆的“士”“庶”之别。

  所以说,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将日常生活趋向于艺术化、精致化、高雅化,是在特殊时空条件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样式。

  园林、书斋、茶寮是士大夫重要的精神栖息之所

  从现今留存的文献资料和绘画作品来看,明代江南文人士大夫最心仪的三个去处是园林、书斋和茶寮(茶房)。这可视为他们精神生活最重要的栖息之所。

  宋代以来,古代中国开启了城市化的进程。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15%左右。据估算,江南八府当时的人口约有2000万,这意味着城镇居民大约有300万。可以说,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城居”现象颇为流行,文人士大夫也多到城里居住。

  “城居”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走亲访友、雅集唱和都很方便。但城市的嘈杂喧嚣,又对文人的生活情趣构成了干扰。既无法脱离城市,又时时留恋乡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园林骤然而兴。

  若能修建一处园林,模仿并浓缩乡村中的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将悠然闲适的生活意境搬到城里来,就既能获取城市生活的便利,又可经常享受乡村生活所给予的安宁、静谧。园林的妙处就在于此。

  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园林建造特别兴盛。我作过一个统计,仅苏州府一地,明代修建的、见于文献记载的著名园林就有100多座;不太著名或未被记载的,肯定还有很多。

  除了文献记载,明代绘画中也有许多描绘江南园林的作品。沈周的《魏园雅集图》,就是其中一件名作。该图描绘沈周等苏州名士拜访友人魏昌,在魏家园林中雅集的情形。众人赋诗作文、抚琴高歌,欢声笑语,一醉方休。沈周以浑厚苍润的笔墨刻意营造出一种山峦林泉特有的“野趣”,借以表现江南文人钟情于结庐尘世的情怀。各位名士在画上题诗抒情,魏昌还题跋记述雅集的经过。这幅画不仅成为美术史上诗、书、画俱佳的杰作,而且为后人留下了江南文人醉心园林的真切写照。

  但修建园林是很费钱的,有能力造园的毕竟是极少数人。无力造园怎么办?古人建宅造房,前后总有一些空地,形成大大小小的庭园。于是,许多人在屋前屋后辟出几个平方,种点花花草草,堆几块山石,也可营造出更小、更浓缩、更模型化的“乡村景观”。归有光在名作《项脊轩志》中,即描写了书屋之前的小型景观。

  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又该怎么办?那就摆弄盆景,这可视为最小型的“乡村景观”了。盆景在明代中后期的苏、松等地有很大的市场,以致贩运、出售盆景成为一个时尚产业,道理就在这里。

  除了大大小小的园林景观,读书人往往会有自己的书斋。现今留存的大量明清文献中,有不少文人专门谈到书斋的构建、装饰、布置以及其中的藏书、文物、各类文具等。当时的江南文人认为,书斋是精神享受、文化创造的处所,故万万不可布置得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而应该凸显文化品位和学术素养。

  江南文人多将书斋视为自己的出处和归宿。不少人赴京当官时,仍对自己的书斋流连忘返,并时时期盼不久的将来能辞官返乡,回到书斋中去。回到书斋做什么?当然是读书,浏览古今经典名著,还有就是鉴赏自己收藏的文物。

  近年来的研究揭示,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鉴藏字画、碑帖、铜器、玉器、瓷器、古版图书等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文物鉴赏集学术研究与文化消遣于一身。各类文物高度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对江南文人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不少人还以鉴赏文物来标榜自己的清幽高雅。

  晚明松江名士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中说道:“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时。”显然,在江南文人心目中,天朗气清,有挚友来访,步入书斋取出珍藏的文物字画一同欣赏,实为人生之快事。反之,如果不是志同道合、深得敬重的诗友、文友、书友、画友、文物藏家,是绝对进不了书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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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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