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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与清末屯溪地区的疠疫防治

李琳琦 马勇虎
2020-07-06 10:02:53  来源:光明日报

  作为明清时期著名的儒商,徽商不仅在经营过程中,大都能按“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道德规范来行事,而且在社会遭到重大灾难时,也能做到乐善好施、赈灾济困、扶危救难。他们设立善堂、善局等组织,捐资捐物,延医送药,成为明清时期地方救灾、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力量。徽商积极参与地方救灾、防治疠疫的事例比比皆是,遗存的文献文书资料也较为丰富。其中,《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即是记载徽商在疠疫面前,主动作为,防治疠疫的珍贵资料。

  《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二册,分别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刊本和三十一年(1905年)刊本(以下引自这两个刊本的资料,不再加注)。它记载的是光绪年间,徽商在其故里屯溪,为了抗击疠疫,筹设公济局,募集资金,延医送诊送药,救治普通民众的事例,具体地呈现了徽商防治疠疫、抗击疫情的实际情形。

  屯溪是明清时期徽州重要水陆码头和商业集散之地。1842年五口通商后,出口外销的绿茶大增,屯溪茶市日渐繁盛。徽州及毗邻地区所产炒青绿茶多在屯溪精制加工为外销绿茶,称之为“屯绿”。光绪年间的屯溪,每逢茶季,茶号林立,制茶工人“男、妇数万人”,遂有“茶务都会”之誉(《清史稿·地理志》)。然而,茶季恰值春夏之交,正是“时疫偏多”时节。“数万”制茶工人都是“远近来就食者”,“多属佣作贫民”,他们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屯溪的人口骤增,也增加了感染流行性传染病的风险。“一遇疠疫流行”,患者“疾苦则须臾难忍,一朝去世,尸骸则暴露堪悲”;“病无以医药、殁无以棺殓者所在多有”。急性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往往导致民生苦难,甚至社会危机。

  因此,为了防控疠疫,治疗患疠人员,徽商主动应对,积极采取措施。仅就《新安屯溪公济局征信录》所见,徽商防疫治病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倡议创办公济局,作为实施医疗救助、防治疠疫的常设机构。基于防控疠疫的需要,孙华梁等14名徽州茶商倡议成立屯溪公济局,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分别向休宁县厦分司、休宁县、皖南茶厘总局、徽州府等衙门提交申请报告。随后,上述衙门相继行文,批准成立屯溪公济局,同意其拟定的经费收取办法和章程条规。屯溪公济局的主要工作是:“按年五月起至八月止,延请内外专科,送诊送药,棺则大小悉备,随时给送。”救助对象主要是在屯溪佣工的“四方贫民”,他们一旦患有疾疫,由公济局聘请的内外科医生“送诊送药”,进行医疗救助;一旦因病去世,则由公济局司事人员送去棺木,掩埋安葬,以免“尸骸暴露”。

  光绪十八年(1892年),徽商又响应上谕,适应民需,在公济局附设育婴堂、养疴所,并为百姓施种牛痘等。施种牛痘,是为了预防天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所谓“育婴”“保婴”,即是对外来佣工家庭遗弃女婴的救助。徽州地区由于“民情素称浑朴”“尚无轻弃骨肉”的现象,然而“自江右客民聚处日繁,溺女之风迩来日炽……乃有将婴置诸道路,犬残鸟啄,惨不堪言”。养疴所的兴办,是因为在屯溪佣工的“客民居多无家,一经疾病颠连,不无可悯,又设养疴所,便其就近调医”。可见,养疴所的作用是收治身患疾病又无安身之处的“客民”,也属于医疗救助。

  由上可知,虽然屯溪公济局的救助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但无论是“送诊送药”、掩埋安葬尸骸,还是育婴、种牛痘,始终都以防控流行性传染病为中心,反映了徽商对疠疫防治与民众救济的重视与努力。

  身体力行,多方筹措经费。屯溪公济局采取多渠道的方式筹措经费。在公济局成立初期,其经费来源主要为常捐与劝捐两种。所谓常捐,是指对屯溪茶商,以及在屯溪中转的婺源县茶商收取的茶箱捐,按照每箱茶叶捐钱六文的标准,每年大概可收取六百千文,占可资岁用之半,由茶厘总局统一汇收,永为定例。而劝捐则是由屯溪公济局董事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劝说、劝导社会各界人士奉献爱心,随缘乐助,共襄善举。总体而言,以常捐为主,劝捐为辅。

  光绪十八年,公济局增设育婴堂与养疴所后,所需日多,经费日益紧张。绅商们又不辞辛苦,积极呼吁,加大经费筹措力度。光绪三十一年,筹措的经费共计洋4909元7分8厘,主要来源于茶业、木业和钱业商人的捐输,官府拨付的津贴,善众个人捐款,以及存款利息的收入。茶、木、钱业商人的捐输占全年经费51%以上,官府拨付的津贴占30.38%,个人捐款占11.79%,利息收入占6.6%。虽然皖南茶厘总局和屯溪厘金局拨付的津贴系政府税收,但其来源则是茶叶厘金和百货厘金,征收对象全部为徽商。因此,尽管筹措的渠道多样,但是公济局的经费主要还是来自徽商,徽商是支撑屯溪公济局经费、保证其正常运转的中坚力量。

  建章立制,保证公济局良性运转。首先,明晰职责。屯溪公济局共设有12名董事(局董),其职责为“负责本局劝捐,随时登簿,收捐即付收条”。又从董事中遴选若干司年董事,每年端午到局结算,以昭信实。在董事、司年董事之下,常设“司事”一人,主持日常工作,“司事终日在局,不得远离,有到局领棺者,查明尸身信息即给棺木”。公济局聘请内外科医生各一人,“在局审症开方,每晨八点钟至下午三点钟为则,倘遇急症,不在此例”。

  其次,规范程序。病者来局求医,先行挂号,按号诊治。药方需排写号头,并盖本局图章,登簿存局,再至药店免费领取。“外科等症须病人亲至局中,凭医生诊视见症,随时给发药膏”。施棺操作则规定,公济局预备大、小棺木各20具,以便随时送给,免致措办不及。施棺前,须由地保、亲属或各店号报明死者的籍贯、姓字,登记局簿,始行给领棺木;无名尸及忤逆不法者不给,家有父兄在尚可支持者,不准滥给。

  再次,公开财务。一是结算过程公开。每年端午节,由司事请司年董事到局结算,财务结算过程的透明,有利于内部监督,以昭信实。二是刊印征信录,以利于社会各界的监督。征信录除登录捐启、禀呈、告示等公济局文书外,还按照年度分立收款、支款账目。收款类目详细登记本年乐输商号的名称、善士姓名,以及所捐钱物数量等内容,支款类目详细记载本年的开支名目、开支的钱物数量等细节。三是对全年收入、支出情况进行汇总计算,若有余款,则交待存息钱号或典当名称及所存数额。

  积极作为,医疗及救助成效显著。在疠疫面前,由于徽商积极主动作为,医疗及社会救助颇见成效。例如,施种牛痘,光绪二十八年施种581名,三十一年施种940名,对预防天花传染病的流行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施棺方面,其中光绪二十八年施大棺138具、小棺302具,全年合计掩埋安葬的死者遗骸440具。收留抚养弃婴,光绪二十八年共收留男、女弃婴440名,三十一年共收留男、女弃婴260名,自光绪十八年七月起,共收婴3361名。征信录中虽然对“送诊送药”救治病人的人数没有明确记载,但所支出的药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治病人的规模。光绪二十八年施药合计花费洋800元,三十一年施药花费共计洋850多元,救治的患者应不在少数。

  屯溪公济局实施医疗和社会救助之所以取得成效,与官府和屯溪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但是,徽商始终是屯溪地区防治“时疫”“疠疫”,对患者施行医疗和社会救助的中坚力量。徽商的作为和表现,既与其儒商的品格密不可分,也与徽商关注茶叶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关。如果不采取措施防控“时疫”“疠疫”而导致从事茶叶生产的“男、妇数万人”大面积感染,将会造成屯溪茶叶产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徽商递交给官府的“禀呈”中,一再表明,“环乞局宪大人俯念徽属茶数最多,力筹善举,有裨大局”。这里的“大局”,既是屯溪茶叶产业发展的大局,也是地方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的大局。

   (作者:李琳琦,系安徽省重点智库“安徽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虎,系黄山学院教授)

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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