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设计是战争设计的内核，是科技革命、军事革命与设计革命融合的产物，是连接战略需求与作战能力的桥梁，是信息时代制胜未来的必然选择。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正从“矢”之革命向“知”之革命和“智”之革命接续迈进，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加速演变，战争的复杂性不断增大，作战设计的地位空前提高，只有主动预对战争、设计谋划作战，才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跨越。面向未来，才能创造未来，设计未来，才能把握未来。从根本上说，作战设计是着眼未来、着眼长远、持续演变、滚动发展、迭代优化的过程，是一种非线性、交互式和持续不断的科学认知活动，通常有以下三种形式。

　　概念性作战设计——“无中生有”的原始性创新。无中生有的原始性创新是由0到1的质变，是哲学上层次最高的元创新。原始性创新是在无序或既有的荒原中创造出全新事物，可萌发于人类思维的梦想、幻想，亦可衍变于重大理论突破、原始性重大发现、重大技术发明或典型战争实践，是作战设计的最高境界。如军事未来学家们的预测和结论常常极为大胆，超出常人想象，因为涉及的事情常常是未经考察的、未经实验证实的。这种原始性创新主要是着眼远未来，通过提出作战概念，描绘一幅未来的作战图景，或是提出一种作战思想，或是发明一种军事技术或武器装备，或是提出一种作战方式样式等等。其目的是通过“提出概念—技术拓荒—能力塑造—组织形态构建—作战方式创新”等途径开发创新性作战概念，实现作战理论、军事技术的质变，进而颠覆以往的形态，生成新型作战能力。如美军的“全球常规快速打击”概念，设想冲突爆发后，使用常规战略武器实现“一小时打遍全球”的目的，依此构想美军开发了“全球快速打击系统”，构建了陆、海、空、天“四位一体”的远程打击体系。

　　构想性作战设计——综合集成的趋势性创新。构想性作战设计着眼中未来，是建立在一定的军事技术和战略需求基础上，着眼武器装备的可能发展，根据技术决定战术的基本原理，从宏观上对未来战场环境、力量构成、作战方式方法进行的一种预测性构想。其目的是通过对未来作战方式方法的构想设计，牵引作战实践向这个方向发展，即“作战预置”。如美军“网络中心战”概念的提出，就是基于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对未来作战的影响进行的构想性设计；“空海一体战”“分布式杀伤”“作战云”“多域战”等新兴作战概念亦是如此。我军构想性作战设计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综合比较当时中日双方的各种因素，准确预见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既为抗战军民指明了方向，又埋葬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幻想，堪称作战设计的经典。近年来，我军作战概念、作战构想创新也是层出不穷，从“光战争”理论、“超限战”理论，到“全能舰”概念，都是基于技术发展趋势和战略需求的一种构想性作战设计。

　　筹划性作战设计——谋求即时优势的谋略性创新。筹划性作战设计着眼近未来，是根据具体的战场条件和要达成的作战目的，对力量使用、战法运用、作战行动等进行的筹划设计。其目的是通过对具体的作战手段、作战行动的谋划设计，实现克敌制胜的作战意图。这种设计主要由作战指挥员来完成。解放战争时期，“战神”粟裕面对四倍于己的敌人，着眼战争全局，综合分析敌我优势和内线外线作战的利弊，主动设计战局，构想出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成为解放战争初期的胜战典范。美军对筹划性作战设计也极为重视，近年来又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颠覆性技术嵌入到指挥控制过程中，以期通过技术创新优势达成作战能力的领先。2016年6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开发出人工智能系统“阿尔法”，采用遗传模糊技术，在与人类飞行员的无数次对抗中学习人类指挥决策经验，逐渐达到并超越人类水平，成为人工智能在指挥控制领域的重大突破。

　　概念性设计、构想性设计和筹划性设计，三者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映射的关系。筹划性设计离不开对未来作战的预测构想，构想性设计既离不开对具体作战活动的系统谋划，也离不开概念性设计的原创力来指明方向，赋予新思想。三者的融合构成了作战设计的三重境界，牵引国防和军队建设向“打什么仗发展什么武器、建什么样的军队”“仗怎么打、军队就怎么建、就怎么练”的主动塑造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