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原本是一种对人的美称，但是军人为什么与“士”密切相关呢？如战士、士兵、士卒、军士……这些称呼似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有谁曾去考究它？

　　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就考究了。他在《练兵实纪·练胆气》中说：“夫必称曰士者，所以贵之也。朝廷之命名贵士如此，所以望之出力疆场，卫国保民，其责非轻。”

　　正是因为这些“士”承担着“卫国保民”之天职，故值得国家尊之，国人贵之，军官爱之。

　　在爱兵方面，戚继光在总结继承前人的经验和优良传统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主要贡献有二：

　　其一是尊重士兵的人格。戚继光要求各级军官，不论官职大小，都要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士兵。他在《练兵实纪·登坛口授》中说：“位有贵贱，身无贵贱。”戚继光的这种人格平等思想和视“士”为“贵”的价值观念，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难能可贵，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当然，“位有贵贱”的认识，说明他还未能完全摆脱等级社会的羁绊，这是其历史的局限性。

　　其二是尊重士兵的正当权利。戚继光把士兵的正当权利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享受“恩赏”的权利。戚继光认为，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立了功都应该赏赐，任何人也不应剥夺或侵犯他们的这一权利。他在《上应诏陈言乞晋恩赏疏》中说：“贪人之功不义，掩下之劳不仁，失士心而偾边事于他曰不忠。”作为军官，不仅不能贪士兵之功，掩士兵之劳，而且对有功劳的士兵，该为他们争赏赐的就应当为他们争。戚继光的《上应诏陈言乞晋恩赏疏》，就是他拒谢皇上对自己的恩赏而为下属有功将士争取恩赏的“报告”。他认为这是士兵、部下应当享受的权利，不争则意味着牺牲他们的利益，是背离“将道”的“失士心而偾边事”的不仁不义行为。

　　二是“谏止”军官过错的民主权利。戚继光规定，旗队总（相当于排长职）如果犯了错误，全队的士兵都可以“谏止”他。若“谏止”三次仍不见改正，士兵有权直接向旗队总的上级百总（相当于连长职）报告。如果旗队总对举报的士兵实行报复，则由百总对他进行“晓谕”，责其认过改过，否则，以军法处置。所谓“谏止”，实际上是赋予士兵维护个人正当利益和对军官实行民主监督的权利。

　　三是知过改过的权利。戚继光认为，只要不是触犯军法需要立即处置的，要允许士兵犯错误，也要允许士兵改正错误；并且还要反复训导，晓之以理，给以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假若某士兵犯了过错，首先要由旗队总及时给以批评指正；若再犯，再次进行批评，讲清道理。如此三次，仍不听劝告训导的，方可供“令书”于上，申明违犯某一条款，照“款”处置。这些要求，不仅要军官遵守，而且要使广大士兵都知道，这对于制止军官随意处罚士兵、维护士兵的正当人身权利不受侵犯，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戚继光之所以能爱兵如“士”，是鉴于对士兵伟大价值的正确认识。最尊贵的称呼，最崇高的荣誉，最伟大的价值，永远属于那些担当着“卫国保民”神圣天职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