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切中了当下我们党基层治理的痛点，“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已成为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的热切期盼。重温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认清形式主义真面目，从根子上破除形式主义顽疾，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形式主义是党和军队建设发展长期面临的顽疾，毛泽东历来反对只看表面不重实际的形式主义，并领导人民军队与形式主义顽疾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早在建军初期，毛泽东就把形式主义作为党内军内一种非常突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批判。井冈山斗争“八月失败”后，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当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给湘赣两省根据地斗争造成严重损失，“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在当时，由于军队成分和斗争环境等原因，当时的红军内部存在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红四军内一些同志不顾敌情严峻和红军弱小的实际情况，错误地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硬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只有4000多人，军队指导又需要集中而敏捷，再费力不讨好地设立军委，“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而“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对于有些人对红四军党内存在家长制的攻击，毛泽东指出，这“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形式主义不问工作上是否有效果，斗争上是否更有利，不从实际需要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

　　古田会议召开前夕，红四军围绕如何建军、如何实施党对军队领导的争论中，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概括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14个问题，其中就有反对形式主义的内容。他还分析了形式主义产生的来源，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是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东西。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时，把纠正党内的这些错误思想作为首要内容，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对不正确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非常注意在实际军事工作中反对和纠正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现象。为提高人民军队战斗技能，他多次指示人民军队要克服教育和训练中的形式主义。早在1932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红军“一切训练要注意实际的战斗教育和演习，彻底废除过去一切形式的非战斗的教育和训练”。解放战争前夕，他要求人民军队“必须进一步实现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人民军队开始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步伐，但党内军内也逐渐滋生了一些形式主义现象。1953年8月，中南军区党委向毛泽东报告了连队大量存在的“五多”问题，即临时任务多，会议多，指示文件多，向下面要的书面报告、表册统计多，连队组织形式多，认为这是各级机关部门不明了下情的一种通病，提倡从克服机关部门的主观、片面、急躁，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加以解决。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肯定了中南军区党委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批示“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

　　在1950年代轰轰烈烈学习苏军过程中，我军曾出现过一些形式地照搬苏军正规化经验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例如，学习苏军条令条例的问题，苏军的条令条例是苏军建军经验和教训的浓缩，但也存在着规定过细过严，首长自由裁量权大的缺陷，容易造成官兵关系的紧张和对立。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第一代“共同条令”是参照苏军条令编写的，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军历来讲求和谐的官兵关系，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苏军纪律条令这种单纯强调首长权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情况，容易导致滥用纪律刑罚，并不适合我军特点。再如，照搬苏军学习制度，军校每天学习9小时导致学员吃不消的问题，等等。鉴于全军在学习苏军正规化经验中存在的简单化、形式化现象，毛泽东领导全军及时进行了纠偏正向，1958年3月他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简单的形式化做法时说，“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强调立足我军实际，有选择有批判地学习苏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军开启了从本国国情军情实际出发、“以我为主”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道路，军队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