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2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即将开始前的紧张时刻，红军在江西小布召开誓师大会。主席台两侧的台柱上，挂着毛泽东为大会写的一副工整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对联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通俗易懂又蕴含深意，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大家念了又念，打破“围剿”的信心更足了。

　　积极防御是我军一贯坚持的总方针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点，也是我军始终坚持的战略指导思想。红军时期，毛泽东、朱德等根据红军的作战实际，总结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包含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又包含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成为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发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提出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大大丰富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容。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在大规模战争中熟练地将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反攻结合起来，并进一步发展了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实践，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防御上升为国家军事战略。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提出，新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195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认为我军应当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并经中央批准后，积极防御正式确立为新中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之后，根据不同时期具体形势任务的不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作了多次充实调整。20世纪60至70年代，先后采取“有顶有放、诱敌深入、纵深歼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980年重新调整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1988年提出要稳定北线、加强南线、强边固防、经略海洋；1993年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基点；2004年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进一步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军事战略问题，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同时进一步丰富发展其时代内涵，以防御为根本，在“积极”二字上做文章。2014年，习近平主席领导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以海上方向军事斗争为战略重心。今年以来，军委多次强调，全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积极防御的内涵和实质。他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其基本内涵是指在敌人向我进攻后，我先诱敌深入退让一步，或坚守某些要点，努力创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和态势，并发挥人民战争的有利条件，以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歼灭和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争取局部主动和胜利，逐步地转化敌我力量对比改变战略被动态势，而后适时地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直至在有利条件下实行战略决战，夺取战争最后胜利。其实质，是在时间、空间、层次等维度上将防御与进攻结合起来，在天然具有被动性的战略防御过程中，积极实行带有主动性的进攻作战。

　　与积极防御相对的，是消极防御。毛泽东指出：“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消极防御单纯为了防御而防御，其消极性在于它抛弃了积极防御中所包含的积极主动的进攻内容，表现为纯粹的被动挨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者在初期“御敌于国门之外”失败后，采用以碉堡对碉堡、节节分兵抵御的消极防御方针，与敌军硬拼消耗，最终失败被迫长征。前线带兵的彭德怀评价他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积极防御的内核是坚持自卫立场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本质是防御性的。这首先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我们是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去侵略其他国家，国家的军事战略方针只能是防御性的。其次是由我们国家的实际需要决定的。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直面对着艰巨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需要一个和平友好的外部环境，以实现国家建设的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有效制止外国对我们的侵略，同时决不能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只能采取防御性的军事战略方针。最后是由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将防御和进攻作为区分国家间战争性质的根本标准，认为防御性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攻性的战争带有侵略性因而是非正义的。我们进行正义战争，军事战略方针决不应是进攻性而只能是防御性的。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防御性本质，要求我们紧守自卫立场。一是决不去侵略别人。我们反对别人侵略我们，自己也决不去侵略别人，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也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防御性的集中体现。二是坚持后发制人。坚持自卫立场，就要后发制人，就不能打第一枪。当然，这个“第一枪”是政治意义上的第一枪，不能拘泥于军事上的含义。如果敌人率先侵害了我们的核心利益，把我们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就是对我们打了“第一枪”。我们出于自卫目的就可以反击，就可以用攻势行动来达成防御目的以消除敌人对我们的侵害。

　　丰富积极防御的实现形式

　　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中，毛泽东根据积极防御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我军扬长避短的实现形式，使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得以具体化，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战略退却。这“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毛泽东认为，战略退却就是诱敌深入，需要早做准备，加强对干部群众的说服工作。

　　战略反攻。这是防御战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它具有双重特性，既是战略防御阶段的行动，也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必要前提。

　　战略进攻。其任务在于大量歼灭敌人，攻占敌人境内的战略地域，夺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认为，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进攻——1947年中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具有自身的特点：由战略反攻直接发展为战略进攻；选择在敌我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候进行；进攻方向选择国民党军薄弱之处实行中央突破；实行不要后方的跃进方式；以农村为依托点。

　　战略决战。这是指挥难度最大的环节，也是决定两军胜负的环节。毛泽东一贯主张慎重初战，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千方百计寻找我军主力决战，毛泽东则指示避开敌人锋芒，积极防御逐步转变力量对比。直到1948年秋，决战时机才基本成熟，毛泽东抓住机会作出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策，组织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解放战争的胜负问题。

　　战略追击。这是战略进攻的继续，必须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和地理条件，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如解放战争后期，对中南、西南的白崇禧集团，毛泽东提出了采取远距离大包围大迂回，断敌退路，再回打的作战方式；对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等敌，则采取了穷追猛打以小迂回包围的作战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战略追击思想，提出“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提出“要修水上铁路（造军舰）”，突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海军在战略追击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