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读书是一件美事，读书不能流于碎片化、浅层次，最终仍要回归到经典作品。今年3月，上海图书馆向公众展出来自大英图书馆的五件珍宝，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原稿、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原稿、艾略特的诗歌草稿、雪莱献给拜伦的十四行诗草稿、劳伦斯的亲笔信汇聚一堂。其实，这不是大英图书馆藏品第一次亮相中国，去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曾推出“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令中国观众眼前一亮。

　　经典作品的魅力，不仅是跨越时代的，也是跨越地域的。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曾影响了伏尔泰等启蒙时代的作家。而在当代汉学家的努力下，莫言等一批中国作家的经典作品在海外也有了读者。对于海外的经典作品，我们始终秉持着开放的态度，通过回顾这些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欣赏与吸收的过程，我们仿佛置身于一次奇幻的旅程中。

　　拜伦与梁启超

　　拜伦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最经典的作品当推诗体小说《唐璜》。唐璜可以说是欧洲文学中的一位常客，莫里哀写过他，莫扎特也写过他，玩世不恭是贴在他身上的一张标签，而在拜伦的笔下，唐璜的形象为之一变，他不仅富有正义感，而且“充满了青年人的天真和好奇心，观察力特别敏锐”。通过唐璜在欧洲各地的游历，拜伦记录下当时欧洲的世情百态，并对种种社会乱象予以讽刺，《唐璜》也因此成为一部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的伟大作品。

　　拜伦的《唐璜》写作于1818-1823年间，1823年7月，拜伦参加希腊民族解放战争，次年4月病逝于希腊。在拜伦死后近一个世纪，中国读者以一种另类的方式，终于与他的《唐璜》邂逅。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当年11月至次年9月间，《新小说》陆续刊出梁启超创作的对话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全书共分五回，在第四回中，两位主人公在旅顺的一间西式客店住下，“忽听得隔壁客房，洋琴一响，便有一种苍凉雄壮的声音，送到耳边来。两人屏着气，侧着耳，只听得有人用着英国话在那里唱歌。”他们听到的正是拜伦《唐璜》中的三个片段，梁启超所翻译的正是这三个片段，其中的两个片段，梁启超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两个曲牌。

　　梁启超认为拜伦的《唐璜》有激励希腊人投身到爱国救亡事业中的作用。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经历了“八国联军”的蹂躏之后，民族自信心遭到重挫，此时正是唤起国人图存自强的时刻，梁启超以小说中人的口吻表示，拜伦的诗“倒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不过，梁启超对于《唐璜》的译介仅限于这三个片段，难怪这部小说的评点人对梁启超嗔怪道：“似此好诗，不把它全译出来，实是可惜，吾不得不怪作者之偷懒。”

　　拜伦的《唐璜》，直到1956年才有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完成这项事业的是翻译家朱维基，他的译作还包括但丁的《神曲》等。此后，查良铮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了《唐璜》全本的翻译。查良铮的另一个名字，无疑比本名更为大众熟知——穆旦。穆旦翻译《唐璜》始于1962年，1965年完成初稿，1972年8月起又做了三次修改，1980年出版。作为一位杰出的现代诗人，穆旦翻译《唐璜》着眼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他自认为在其诸多译作中，以《唐璜》最为精彩，而读者与学者亦称赞其译作精良。

　　狄更斯与林纾

　　狄更斯是最早译介到中国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他的十五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全部都有完整译本，并且不少作品还有不止一家译本。有赖于翻译家的辛劳，《双城记》《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这些作品在中国读者中也算得上是“耳熟能详”。

　　1907年到1909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部狄更斯小说的译本，而这些译本都出自林纾之手。说到林纾，他在中国翻译史上可谓一代怪才。林纾不懂外语，竟译出一百七十多种外国作品，多数是小说。更怪的是，林纾推崇桐城派古文，以古文翻译外国作品，这种鲜明的风格，世人以“林译”来指称。

　　林纾不懂外语，如何能够翻译外国作品呢？全赖助手的口述。林纾在《黑奴吁天录》（现今一般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序中提到，他从求是书院获得此书后，“仁和魏君聪叔易口述其事，余泚笔记之，凡六十有六日毕。”正因此，林纾的译作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漏译之处所在多有，兴之所至，甚至自己增补了一些原文所无的内容。不过，林纾的译作却给人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到了林纾对他的影响：“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

　　在林纾的翻译生涯中，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占有重要地位，《块肉余生述》即狄更斯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林纾对此书评价很高，“迭更司（即狄更斯）他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奇思，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对于自己的译作，林纾也相当自信，自称“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

　　小说的功能，绝不只是供人消遣，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它还被赋予了启迪民智、鼓舞民心的期许，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如此，林纾翻译外国小说亦如此。林纾在《块肉余生述》的序中提到，此书描述了许多“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如此看来，林纾可谓另辟蹊径以实践“文以载道”的中国古典文学理想。

　　柯南道尔与程小青

　　说起侦探小说的经典作品，许多读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他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华生不仅家喻户晓，并且自问世以来，两人的形象出现在各种改编作品中，使十九世纪的大侦探和他的助手获得了与时代同行的生命力。

　　柯南道尔第一部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小说是《血字的研究》，出版于1887年，小说一经发表，大受读者欢迎，此后柯南道尔再接再厉，一共完成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五十六篇短篇小说。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时间并不比英国读者晚太多，1896年9月到10月间，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分四期连载了《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现今一般译为《海军协定》），原作于1893年问世，因此中国读者只比英国读者晚三年读到这则故事。之后《时务报》又发表了三篇福尔摩斯短篇探案故事。

　　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收录了四十四个案件，将当时已经问世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一网打尽。为这部全集写序的是刘半农，他认为侦探这一事业乃“为社会与世界之所必需”，柯南道尔“以至精微至玄妙之学理，托诸小说家言，俾心有所得，即笔而出之，于是乎美具难并，启发民智之宏愿乃得大伸。此是柯南道尔最初宗旨之所在……”。所谓“美具难并”，典出《滕王阁序》“四美具，二难并”一语，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兼具，贤主、嘉宾难聚而相聚，用于写作上，则指文章的形式与内容俱佳，然而刘半农认为此书最要紧的在“启发民智”。他对侦探小说功用的认识，可以看成那一代人的代表，这也成为他们译书的目的。

　　1916年出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是由多位译者共同完成的，用的是古文。译者之一程小青，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他与人合作用白话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收录了五十五个案件。不仅如此，程小青还投身到了侦探小说的创作中，他笔下的侦探霍桑和助手包朗，无疑是对福尔摩斯和助手华生的模仿，不过霍桑这个形象，却与福尔摩斯有相当明显的差别。程小青生活的年代，不能不使他笔下的霍桑较福尔摩斯有更多对社会的关注，他对于人间的不公有着天然的同情，而时刻以慈悲之心施以怜悯。1946年，世界书局陆续出版《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总计三十种。近几年，程小青的作品再度回到读者与学者的视线中，在其背后柯南道尔的作品漂洋过海的历程，使我们看到了经典作品是如何连接不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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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读书日

　　世界读书日的全称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有意思的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和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这两位大文豪都是在1616年4月23日逝世的，这一巧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择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的原因。

　　“世界读书日”的主旨宣言是“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读书日”的框架下，从2001年开始，每年都会与图书出版商、经销商与图书馆选择一座城市作为“世界图书首都”，这座城市将举行一系列与阅读有关的活动，直至来年的“世界读书日”。第一座获选为“世界图书首都”的城市是西班牙马德里。获选为2018年“世界图书首都”的城市是希腊雅典，雅典希望将图书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200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为了实施以“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为宗旨的“知识工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世界读书日”。经过十多年的推广，“世界读书日”已经成为全民阅读的标志性节日。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都会在4月23日这天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鼓励民众读书。值得关注的是，“全民阅读”连续多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