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的人口思想

　　赖林嵩在《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兼谈毛泽东和马寅初的人口问题论争》（刊于《党的文献》201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人口思想。他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人口原理，指出人类自身生产要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明确应该节育和有计划地生育，强调采取适当措施解决人口问题，主张人的全面发展、科学进步。毛泽东和马寅初的人口问题论争，本来是一场学术讨论，但由于康生等人的利用而变为政治问题。错误批判马寅初，使我国的节制生育工作在一段时期走了弯路，同时也压制了在人口问题上的百家争鸣，伤害了一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究其原因，是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探索、深化的过程；而“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其实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毛泽东和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

　　中央苏区工农检察制度的运行困境与动力生产

　　孟宪艮在《中央苏区工农检察制度的运行困境与动力生产——以于都事件为视角的分析》（刊于《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工农检察制度是中央苏区为防治政权腐败所建立的专门反腐监督制度。该制度以工农检察机关为核心，通过控告局与突击队等组织机构充分吸收群众参与，建立了以巡警式监督与火警式监督相结合的反腐组织网络与运行机制。该制度在组织体制与沟通渠道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官僚体系利益链对信息通道的控制，很难防范地方苏维埃官员集体腐败的发生。苏区通过引导和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打击政权内的官僚主义，打通了反腐运行机制中的信息通道，为工农检察制度运行注入了政治支持，激活了监督机制的运行动力，实现了对腐败的控制。

　　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军队动机之考察

　　齐小林在《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军队动机之考察》（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1937年至1949年间，中共在华北的革命根据地内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使得农民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然而，农民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韧性极强，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因此，在这两种因素的交错作用和影响下，农民参加中共军队的动机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向：部分人因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而参军，但多数人在面对中共的参军动员时，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遵从其日常生活的逻辑。因此，在这一时期，追求物质利益、摆脱困境和提升政治地位也成为华北农民参加中共军队的重要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