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理论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频繁爆发食品安全问题，使得食品安全研究迅速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不过，与国外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界对食品安全的研究相比，我国研究的领域、广度、深度还都处于初始阶段。本文选取了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近100篇文章，分别按照食品安全问题产生原因、食品安全控制体系、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期对我国的食品安全研究有所启迪。

　　很多学者探讨了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种。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冲突；三是政府监管失灵；四是消费者自身原因；五是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外理论界对食品安全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也比较成熟，总体上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食品安全研究的方方面面；二是学科种类多，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四是与现实紧密结合。国外食品安全实践和操作比较完善，学者们的研究来自于现实，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

　　国外的食品安全研究可以为我国的食品安全研究提供几点启示。

　　第一，我国的食品安全研究起步比国外晚，尽管对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等方面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实证研究仍然比较欠缺，没有深入到食品链上的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也缺乏数据和案例分析等。

　　第二，加强食品安全研究的跨学科合作。食品安全问题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领域，迫切需要不同领域的食品安全研究者进行合作，取长补短。

　　第三，研究时需要着眼于中国食品安全的现实特点。由于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产生原因、监管体系、监管手段、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都不同于西方国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食品安全的现实状况进行理论研究，以利于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有效保障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

　　（作者：张志红、田永胜、张志英 《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燕子/摘编）

　　司法改革要摒除“理由政治”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下称《框架意见》），并决定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六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从此，司法改革告别仅有蓝图而无路线图的胶着局面。

　　《框架意见》释放的信息表明，司法改革牵涉面甚广，牵扯利益甚众，政策导向与法律导向相互交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不可率尔操觚，必须经过审慎试错。

　　司法改革注定是一次艰难而风险的航程。本次司法改革不是一次帕累托改进，亦即在所有人利益都不受损的情形下进行的增量改革，而是相当部分的人和地区、部门都有可能在改革中利益受损。

　　当此情况下，这些利益受损者以言之凿凿的理由要求调整改革方案、消减改革效应甚至阻挠改革时，改革者如何因应这些看似政治正确、事实充分、逻辑正当的理由，便是改革必须处理的“理由政治”问题。

　　“政令不出中南海”是被饱受诟病的一种政治现象，强调特殊性、局部性的经验以抵御顶层的整体设计，是此种政治生态存活并延续的重要理由。全面改革必整体推进，轻易不开口子，否则必然产生撕布效应口子越拉越大。有硬度的改革有时就是秋风摧叶、落红无数，一定数量的利益受损可能是改革必然承受的代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革者的专制和恣意，改革方案的设计必须体现科学性、民主性和程序正当性。在社会可承受的条件下必须给改革的利益受损者以公平、合理的补偿，尽量减少其因利益的剥夺而对改革的抵触乃至抗拒。中国毕竟为一大国，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不处于一种均质的状态，任何一个省甚至一个市面临的问题其复杂性、艰巨性都可能远超很多国家，哪些应该纳入全国、全省、全市整体改革，哪些开放给地方、部门以试验空间，可以更加审慎考量。

　　在当下社会急剧转型、各种社会矛盾严重凸显的时期，法官、检察官独立办案所引致信访、闹庭乃至社会冲突等问题，院长、检察长乃至党委政府面对维稳压力，是否还有足够耐心稳住，力挺法官、检察官的司法决断。倘若法院、检察院各级领导者过问案件的权力被抽走，而维稳的后果却要他们共同承担，他们恐怕不会心甘情愿地支持这样的改革。

　　司法改革中的“理由政治”现象还有不少，为了不让“理由政治”延滞改革，就必须认真对待“理由政治”。

　　（作者：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财新《中国改革》2014年第7期 燕子/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