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家谱相伴随，更为丰富、感性的应是家集，但家集的知名度远逊于家谱——

家集：千年斯文的别样传承

《清代家集丛刊》（全200册），徐雁平、张剑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钱穆先生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文中说：“欲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必当注意研究中国之家庭。”此乃不刊之论。与家族相关的文献，为人熟知的应是家谱；与家谱相伴随，更为丰富、感性的应是家集。相较而言，家集的知名度远逊于家谱。

　　家集是指汇合或编选的家族性著述，它可以是一家族某一代成员的作品，亦可包含二三代乃至数十代成员的作品。编纂家集的明确意识似始于元代。宋、金二代的家集目前所知有20种（多种名目的“三苏集”，此处视作一种），大都属明清人回溯性的编辑。而元人编家集，据笔者对《全元文》中家集序的梳理，至少有16种。明清是家集编辑刊刻的繁盛期，明代的家集有124种（含小部分清人编辑），而清代的家集，可以查阅的有786种，见于目录或其他文献记载的、暂不能查阅的有162种，合计共948种（有小部分为民国时编辑）。

　　为何要编家集？其意图应与修家谱的宗旨相同，即尊祖、敬宗、收族；然途径稍异，家集更偏重于对先人或当下家族文献的保存，以及对家族后人的感发教育。赵基在《吴江赵氏诗存序》中说：“使数百年以上祖宗之性情磬欬，与数百年以下之子孙相接。”借用希尔斯《论传统》（[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中的说法，家谱与家集的编纂是一种“文化复制行为”，家谱有三十年一小修、五十年一大修，家集也有不断续编之举，“一个社会是一个由数不胜数的行为、观点和思想组成的自我复制过程。……一个社会不只是一个存在于特定时刻的共时现象。如果没有持续性，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复制的机制赋予社会以持续性；这一持续性是社会之所以被定义为社会的条件”。由持续性可推想家族“共同意识”的形成，由家族“共同意识”也可推想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为何具有“跨时间的同一性”。在留意家谱与家集共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家集的特性，赵基序文中的“性情磬欬”也大致表明以收录诗文为主的家集，自具亲切面目，能在文字中见人物行事大概、内心波澜与精神风貌，而不是家谱中家规、谱系、传记呈现的严峻、规整气息。

　　近二十年来，家族文学和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成为极富潜力的学术生长点。公开出版的研究性丛书，如“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等，展示了系统梳理研究的构想。博士和硕士的论文选题，亦不乏与此领域相关者。去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主要讲述了从晚清到“文革”结束的百年中国历史中一个家庭的变迁。《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5年）选取七个家族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个缩影，核心问题仍是世家的文化传承。笔者以为，这些都展现了大变革时代的一种文化关怀。

　　近日，笔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剑研究员共同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我们以近十年的文献调查成果《清代家集总目提要》为基础，从经眼的786种清代家集中精选180余种，编成200册的大型文献丛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影印出版，可称为清代家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今天，聚族而居的时代基本已成过往，同时单位的统合力度急剧削弱。职业、分工、教育等已经取代根据家庭、血缘和等级划定的传统秩序。在此背景下，我们重提家族与家庭、关注家风和家学、整理出版家族文献等，有何意义？

　　清代家集在民国编辑与印行的有204种，而家谱在民国时期（1937年以前）每年至少有170种。数量或者密度如此之高，或许会促使我们调整过去对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命运的认识。传统文化果真因西潮冲击而迅速衰落了吗？以依附于家族的家集与家谱显示了传统文化的另外一种存在，传统文化还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在多重压力之下，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家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是一个核心问题。关于家的种种研究，可以为当下文化建设提供参照；家族文化传统作为精神资源，也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但同时必须审慎，今日“重复”家的话题，似乎不必过多强调尊祖、敬宗、收族等方面的功能。

　　“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很少是完美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它内含着接受变化的潜力；并促发人们去改变它。”（《论传统》，第228-229页）家及其文化传统，不单供我们回顾眷恋，也是必须在“重复”中阐明与再造的对象。（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