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蜀地出现了一批饱含深沉之思，浸透着学养与汗水的非虚构作品。佼佼者当数阿来的《瞻对》、蒋蓝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和龚静染新近推出的《昨日的边城》（四川文艺出版社）。

　　龚静染是一个清醒的写作者，他在本书中写道：“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实际上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也是对虚假表述的遗弃，当然它对写作者的要求更高，最少需要完成两个最基本的工作——对历史事实的追寻和客观真实的叙述。”作者认为《昨日的边城》呈现出一种非虚构的特征。

　　非虚构写作有两条路径绕不过去，一是田野考察，二是文献整理和征引。这让我想起王国维撰写《流沙坠简》时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之考古成果与地上之历史文献相结合相印证，从而得到相对真实可信的历史场景的研究方法。陈寅恪进一步发挥了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后来，人类学者黄现璠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地下文物、地上文献与口述史有机结合。当下非虚构的写作，更多以田野考察获得的大量口述资料，辅之文献印证。地下文物及考古成果的运用与追溯较为专业，因此涉猎较少。

　　《昨日的边城》不仅有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对史料的遴选和采用也下了一番苦功夫。据作者自述，他曾将嘉庆版的《马边厅志略》、光绪版的《雷波厅志》和乾隆版的《屏山县志》进行细致对比，发现这三个互为邻县之地，在彝族家支关系上千丝万缕，在历史上共同经历过大事件。

　　很多细枝末节，作者也给予认真关注。比如，本书提及北宋治平二年（1065）“把截将”王文揆跑到马边来，“据险立寨，侵耕夷人山坝，名赖因”。“把截将”这个称谓并不常见。作者告诉我们：把截将即在政府军之外的土将，也就是一些民间武装的头领。他们私募家兵，驻扎夷地，朝廷不给俸禄，但如果能够立功，接受朝廷招安，就可以“迁转及出官”。据我所知，把截将一词，在正史中首见于宋代蜀人眉州丹棱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最早记录这种军事制度的则是苏轼。龚静染引述了苏轼《答李琮书》的记载。由此可见作者在文献方面下的功夫，绝非寻章摘句。

　　我所理解的非虚构写作至少应该包括田野调查、文献梳理和文学创作这三大内核。从这个角度阅读《昨日的边城》，才能触及作者的真心和才华。那些充满了灵性、个人情感、人性关怀的文字，在一些史学著述中是看不见的：“走在小镇上，吊脚楼静静地诉说着悠远时空的美学，光亮的石板路仿佛还倒映着过去的影子，若是小雨迷离之时，整个小镇也有一点前世的惆怅。而一到赶场日，镇上人头攒动，彝族、苗族的绚烂服饰穿插其间，格外引人注目，充满了异域风情。”

　　这本书的名字颇为耐人寻味。按照通常的理解，边城即边疆之城或边远之城。那么，什么是边疆或边远呢？这个疑问也存在于作者的头脑中：由于诸侯的征战、王朝的更迭，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是非常频繁的。历史学者顾颉刚在《中国边疆学会宣言》指出：“边疆者，一国领土之外缘地带”，中国由于幅员辽阔，边疆与内地之分野则在于：“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如果这就是边内之分，那么边疆与内地的概念，是可以随时移世易而不断转换的：昨天是边疆边城，今天或明天就可能是内地了。龚静染显然认可这个推断，并且从马边的历史变迁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万历十七年之前的边城马边，在万历十七年以后，就具有了内地的色彩。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我者与他者》一书中认为：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马边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昨日的边城马边，它的边远或边界随着时间的流逝、交通的发达、文明的进步，正在迅速扩散、变淡甚至消失，变成一座无边的边城，一座可以窥见岁月秘密的无边窗口。或者如龚静染所言：“马边是西南边疆史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