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林教授的新著《杨献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一书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把一位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的哲人又一次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位哲人就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

　　人们不难发现，这位哲人当年在“三次哲学论战”中提出并极力坚持的哲学观点，在今天仍然有着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应该说，杨献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先行者。

　　“综合经济基础论”是杨献珍在“三次哲学论战”中首先提出的哲学观点。当年虽一再遭到批判，但其合理性却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证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有制改革成为重要突破口，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认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与“综合经济基础论”从理论探讨变成社会实践密不可分。杨献珍作为理论探索和创新的先行者，功不可没。

　　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从理论上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其在实践指向上的区别则是明确的。杨献珍批判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为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反对脱离实际、盲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在当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在今天，理论创新、实践中的创造仍然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坚实基础上，这是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

　　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争论，实际上是针对“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从革命党的“斗争哲学”转向执政党的和谐哲学的一次重要尝试，是“综合经济基础论”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项重要成果。虽然未能深入展开便遭夭折，但其理论创新先行者的作用，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日益显示出来。

　　杨洪林教授的新著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介绍杨献珍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杨献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彰显了这些成果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杨洪林教授在这部新著中特别指出，哲学界、理论界、史学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偏向，即对长达20年“左”倾思潮泛滥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理论成果，或忽略不计，不予论及；或一言蔽之曰“极左”而不作认真的具体分析；或主观臆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消歇”“断裂”。这种误判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认真考察杨献珍哲学思想，就可以发现上述结论的片面性。

　　应当看到，杨洪林教授指出的这种倾向，即忽视理论创新先行者的倾向，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

　　首先，忽视理论创新先行者的作用，会使理论和理论工作者失去尊严和权威性，助长忽视乃至藐视理论的社会心理，使理论的作用难以得到正常的发挥。

　　其次，忽视理论创新先行者的作用，难以真正把握理论创新的规律，会使理论创新庸俗化。

　　此外，忽视理论创新先行者历经千辛万苦获得的成果，必然增加理论创新的成本和难度，降低理论创新的效率和水平。

　　杨洪林教授的新著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