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中华书局出版

       100年前，中国的思想文化伴随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西式的衣着、西式的用品、西式的生活方式成为时代的风尚；西式的教育、西式的报纸、西式的书店成为时代的风向标。而在时代的风潮中，出版业因为对教育文化独有的承载、推动作用而备受关注。在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书店、书局中，以“合作社”形式为运营管理模式的生活书店颇为引人注目。
       生活书店，1932年7月成立于《生活》周刊社基础之上，对内称“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从生活书店的章程可知，其经营管理模式为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在20世纪早期的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行带有鲜明社会主义色彩的“合作社”经营管理模式的尝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件。但是由于史料缺乏，对生活书店的管理架构和议事流程，以及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等疑问，学界和读者向来知之甚少。近日，随着上海韬奋纪念馆陆续整理出版馆藏珍稀文献——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让我们得知了生活书店的管理架构和具体管理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从该书的《前言》得知，上海韬奋纪念馆馆藏生活书店会议记录拟分三册出版，《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是第一册，是从生活书店在沪创立后第一次社员大会召开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的会议记录，集中记录了生活书店初创时期在经营管理和日常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决策，是难得的出版史和近现代文化史研究史料。
       翻阅该书收录的100多次会议记录，发现它所记载的俨然就是一部近代社会生活的小百科。它既记载了诸多中国社会发展里程碑式的大事件，如中国最早的民主管理体制的诞生和运行，大学者鲁迅、郑振铎等同出版业的关系，也记录了诸如《文学》月刊创办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打击、书店内部在经营问题上产生的意见分歧等与书店存亡相关的事件及决策，更是记载了很多带着浓浓烟火气的生活细节——在生活书店做编辑，月收入有多少？月薪之外，还有其他福利待遇吗……一本书，大到可以管窥时代风潮和社会变迁，小到可以体察烟火人生和人情冷暖，实属难得。
       生活书店的初创原则
       1933年7月8日，生活出版合作社召开了第一次社员大会，邹韬奋、徐伯昕、毕云程、艾迪逊等33人出席，大会通过了五项议案。从会议记录可知，生活出版合作社的管理架构设有理事会、监察会和人事委员会三个机构，机构成员均为依照社章民主选举产生。第一次社员大会后，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和第一次人事会会议分别在7月10日和7月12日召开。
       7月10日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讨论了十二项议题。徐伯昕授命主持估算全社财产，将《生活》周刊社结存下来的2000元钱，连同一些库存书刊和办公用具等，共折算为38690元，按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作为入社的股金。合作社在经济上力求公开：“以社员共同投资，经营出版事业，促进文化生产为宗旨，除用在服务社会事业上的费用外，所得赢利归于全体。”
       7月12日的人事委员会会议只讨论了一个议题——给胡愈之加薪。会议记载，邹韬奋因“本社书店编译所主任胡愈之先生为编辑时事问题丛刊等工作加重”，提议为其酌增月薪。经过讨论，“议决：自本月起改支二百元”。
       1930年代，胡愈之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1931年10月之后，应邹韬奋之请为《生活》周刊特约撰述时事问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因日军狂轰滥炸，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损失惨重，《东方杂志》暂停，胡愈之转与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日报》。1932年6月起，因为《生活》周刊“紧跟时局”“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已经被国民党当局禁止邮寄，随时有被查封的危险，有鉴于此，胡愈之建议成立生活书店，将《生活》周刊作为书店业务的一部分，以备周刊被查封后，书店还能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并支撑出版其他刊物。书店筹备过程中，胡愈之又与邹韬奋一起拟定社章；书店成立，胡愈之任编译所主任。可见，胡愈之对生活书店颇有创建之功。胡愈之以编译所主任的职位享受月薪200元，这也成了日后书店规定岗位薪酬的参考标准。
       1936新年茶话会事件
       1936年初，生活出版合作社理事会在接到50余名社员要贡献意见的联名书后，于1月12日举行了新年茶话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茶话会上，陈锡麟、杜国钧、孙梦旦等人突然向理事会主席毕云程提出质问：杜国钧要求毕云程报告各部分的工作情况；陈锡麟等提议减少文学编辑费或停支稿费，或者停刊文学书刊。
       陈锡麟等把矛头直指文学编辑和文学类书刊，背后是因为文学类书刊发行量直线下跌给生活书店带来的现实生存压力。自生活书店成立，其创办的文学杂志势头强劲，尤其《文学》月刊的发行量，到1933年8月即超过12000册。发行量的激增，导致编辑力量投入的加大，生活书店会议记录显示，编辑的月薪由原来的150元调整到240元；又扩大编辑规模，邀请傅东华为编辑校阅文学丛书，月薪100元。同时《太白》《世界文库》的发行量也迅速飙升，生活书店对文学类书刊的编辑投入和稿费支出的占比也逐步增加。但1933年底因《生活》周刊被查封，《文学》月刊也受到了极大冲击，1934年的前三期都不能按时出版，直接影响到生活书店此后的经营业绩。文学书刊编辑人员多、月薪优，稿费支出庞大，而发行量却因白色恐怖的大环境而迟迟未见起色，这就是1936新年茶话会上陈锡麟等贸然提出减少文学编辑费或停支稿费或停刊文学书刊的背景。
       三天后，在生活书店召开的理事会上，毕云程针对新年茶话会事件作了说明。他指出：“此次陈先生等最大错误，在于事前未与邹先生、徐先生接洽，而突然提出严重质问，使本人猝不及防，又不能对众说明真相。万一此项消息流露出去，引起各刊物编辑人恶感，或是因感到办事棘手而辞职，尤足以使本设业务大受影响。”
       毕云程接着说：“本人为顾全大局起见，对于陈锡麟先生等，可以原谅。但希望此后同人如有意见，尽可随时面议，不必要求开会或者约集多人同谈。关于本社业务，大家可以密切合作，除非本人有营私舞弊行为，可以请求理事会撤换，此外一切均可以友谊态度当面商议。”
       生活书店采取民主集中制管理，每个人都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所有事务都是由大家公开商讨、群策群力。上述所举案例被记载于《理事会记录》，其中陈锡麟、孙梦旦均为理事会成员。按道理，如果对店务管理工作有意见建议，当先在理事会内部提出讨论，议定后再视情况向全体员工说明，而不是公然在大会上提出，令理事会主席“猝不及防”。
       看到新年茶话会事件，再回头看邹韬奋强调民主精神，更有深一层的体味：“所谓民主精神，还可分三点来说：（一）须有参加讨论的雅量，即讨论时须能平心静气，遇有与己不同的意见，亦能虚心倾听，不要意见不合就发脾气，或结成冤家。（二）须有服从多数的习惯。讨论的时候尽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作热烈的讨论（最好不要面红耳赤），但一经多数通过，即须服从决议，不应口是心非，或尚存悻悻之意，甚至另作捣乱企图！（三）须有集体责任的认识。任何事一经领导机构决议之后，任何参加者都须共同负责，即所谓集体责任。”
       在生活书店做编辑，月薪是多少？
       每每看到网上热议鲁迅的收入及流传的鲁迅菜谱，都让人对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收入遐想联翩——那时知识分子的收入情况到底怎样？这本会议记录可以告诉我们真相——
       助理编辑40-60元：1935年12月2日，生活书店人事委员会讨论“张仲寔先生介绍刘执之先生为编辑部助理案”，“议决：准予试用三个月，月薪四十元，期内双方可随时提出解约”；1936年5月7日，讨论“拟请柳乃夫先生为永生助理编辑案”，“议决：请柳乃夫先生为永生助理编辑，月工薪六十元”。
       编辑100-150元：1933年8月15日，人事委员会讨论聘请傅东华先生为文学丛书主编，“议决：请傅东华先生正式加入本社为社员担任编辑，并校阅文学丛书等工作，月支薪100元”；1936年2月19日，“三月份起‘世界知识’请钱俊瑞先生担任编辑事务，月薪150元”。
       编辑部主任200元：1935年11月29日，讨论“聘请金仲华先生为本社编辑部主任案”，“议决：照办。月薪200元，因为工作上之便利起见，到店时间准予优待”。
       对比生活书店普通职员的月薪——职员30元、会计科职员40元、门市实习生14元，知识分子月薪的优渥程度显而易见。
       生活书店是以左翼作家为主要作者群体的进步出版机构，其经营管理模式又是带有鲜明社会主义色彩的“合作社”，故而在中国现代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包括的《社员大会会议录》《理事会会议录》《人事委员会会议录》和《临时委员会会议录》，明晰地记载了生活书店在20世纪早期以民主管理体制经营文化事业的历程，以及在经营中出现的人和事，让今天的我们看到80多年前先贤的努力，以勉励今天的我们不懈奋斗。
       历史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此次上海韬奋纪念馆整理并陆续公布的珍稀馆藏资料，将极大推进出版史、近代文化史等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一件利学术、利社会、利国家的义举，其精神值得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