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非法”的职业,受到法律的严厉禁止。不仅从事讼师职业者一经发现,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地方官对讼师不予查禁的,同样也要受到责罚。《大清律例·刑律》“教唆词讼”条中的《条例》就规定:“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止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议处。”不仅如此,还规定“坊肆所刊讼师秘本,如《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等一切搆讼之书,尽行查禁销毁,不许售卖。有仍行撰造刻印者,照淫词小说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将旧书复行印刻及贩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者杖一百,藏匿旧板不行销毁减印刻一等治罪。藏匿其书照违制律治罪。其该管失察各官,分别准数交部议处。”因此,地方官府对于讼师,自然要严加防范和取缔了。

　　然而,讼师毕竟不同凡人,他们谙熟法律,自然不会轻易让官府衙门抓住自己的把柄；而民众在打官司时,又需要他们的帮助,这就为讼师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就地方官府而言,讼师凭借其高超的诉讼技巧,不仅颠倒黑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操纵了官府的办案,损害了官府的形象,动摇了官府在民众中的权威地位,因此,不得不对讼师严加查禁。这就使得讼师与官府之间,开始了一场长时间的“猫鼠游戏”；衙门的诉讼活动背后,成为了讼师与官府之间的“斗法”。

　　官府对付讼师的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是首先从形象上抹黑讼师。清朝著名循吏蓝鼎元在《鹿洲公案》就描述过一个恶讼师的形象:

　　“举练都草湖乡有讼师陈兴泰焉,穷凶极恶,终日唆讼为生。常创诡名、架虚词,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或指海洋大盗,或称强寇劫掠。上司提解羁絷牢狱,久之以无原告对质,释宁行销,其人己皆磨累破家,不堪复问矣。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诉,平地兴无风之波,尤兴泰长技也。”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官在介绍从政经验的书中,也传授一些对付讼师的方法。清嘉庆年间吕芝田所著的《律法须知》中就说:“讼师伎俩,大率以假作真,以轻为重,以无为有,捏造妆点,巧词强辩”,因此,官府在办案时应当“随事洞察,明晰剖辨,庶使伎无所施,讼师不禁而自绝矣”。清人穆翰撰写的《明刑管见录》中,也专门有一篇“查办讼棍”,其中说到:“凡地方之有讼棍,如人之有疮疽,一日不除,则百姓一日不安,实为风俗人民之害”,因此,“非严行查拿,重加惩办,不能以靖地方而安良善”,并提出了防范讼棍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措施,但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至查拿之法甚难,急则必逃跑,稍懈则又潜回；暗访又难得亲信可靠之人,且恐转多滋扰。”而事实上,对付讼师要难的多,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反咬一口,把自己也搭进去。

　　讼师汤执中包揽词讼,播弄是非,从中渔利,被县令陈某逮捕入狱,打算罗织罪名,将其置于死地。汤执中入狱后,便设法为自己开脱。他见同牢房的囚犯头发又长又乱,便对他们说:“汝辈发蓬蓬,殊不适,曷勿去之?”并自告奋勇,愿意替他们剃头。他将一只碗打碎,将碎片磨锋利,把囚犯的头发都剃光了,囚犯们自然很高兴,而汤执中却悄悄地写了一张诉状,让人去知府那里控告陈县令。诉状中这样写道:

　　为显违国法、叛逆擅使囚犯薙发事:窃某县令,以夤缘得官,居心鄙秽,淫威恣肆,贿赂通行。以狱事为渔利之门,以钱财为生死之断。邑民切齿,劣政恶声,具载口碑。复藐玩国家重典,背叛朝廷定法,使数百囚众,悉行薙发。巨慝大奸,存心莫测。伏思县宰掌治百里,职在父母,竟敢自蹈典刑,毁弃宪例。作则如此,何兑令人。若不究奸,恐滋巨患。防微杜危,实在此时。伏乞公祖查验,重究正律。上告。

　　知府收到诉状,觉得事情重大,亲临监狱勘查,见情况果然如汤执中的诉状中所说,不禁大怒,不由分说,将陈县令革职查办,汤执中则被无罪释放了。

　　还有一些讼师,即便是已经身陷囹圄,也能施展手段,利用法律设好圈套,使官府奈何他们不得。清道光年间,琦善任直隶总督时,查获了一个专门教唆他人上控的姓吕的讼师。此人是江南人,自己在京城干着讼师,老父及家人都在河间府。当他被拿获时,自知罪责难逃,便以父亲的名义写了一张控告自己“忤逆不孝”的状子。等到审讯时,河间府的公文也来了。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拿获讼师,例当发遣充军；不孝之罪,也是发遣充军。二罪并发,按重者论。不孝事关伦常,属“十恶”大罪,因此对讼师按“不孝”罪定罪发遣。谁知过了两年,讼师的父亲又以思子心切为理由,请求官府将儿子释放回家。官府当然无理由拒绝,于是吕讼师便大摇大摆地回家了,此时人们才知道他事先利用法律做了手脚。因为当时若是按讼棍罪发遣,那是罪在不赦；若是按不孝罪发遣,虽然也是“不赦”,但父亲有权请求官府释放儿子。吕讼师正是看准了这—点,钻了法律的空子。而当时参与审判定罪的官员,包括那位以“明察”闻名的直隶总督琦善,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讼师戏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