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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廉政文化源远流长，有许多光辉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钦定台规》作为我国古代最完备的监察法典，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法律意义。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以“明主治吏不治民”为圭臬，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管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官之法，而监察制度和监察法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整肃百僚，以维护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其“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社会调整功能对今天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秦汉到明清，随着中国古代整体法制的进步，监察机构的设置与监察制度的构建以及监察活动的规范，都不断法律化。监察法律的内容从附着于整体法典到独立成篇，从零星条文到完整严密的专门法典，直至成为内容完善、结构严密、内部协调、形式统一、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法律体系。中国古代监察法经历了数千年没有间断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律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中华法系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清朝制定的《钦定台规》可以说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堪称中国古代监察立法的最高成就。

　　“台规”即“御史台的规则”，御史台就是中国古代的监察机构，明清时期改称都察院；“钦定”就是皇帝亲自审定。《钦定台规》的“钦定”二字，赋予了它超越以往任何朝代监察法规的地位，使其成为中国监察法制史上第一部以皇帝名义颁布的、级别最高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始纂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当时为八卷，共22目。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重修为18目。道光七年（公元1872年），内容增加为40卷，有大量增加的条款，多数为乾隆九年至乾隆五十九年时所增，兼有少量嘉庆初新颁的条款。道光朝的《钦定台规》编纂体例出现重大调整，总体分为八大类，各类下再分若干条目，条分缕析，一目了然。从立法技术上讲更为科学、系统。光绪年间，《钦定台规》再次增辑为42卷，体例未变，内容上增加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历朝新增的各种监察规定，并且也保留了部分乾嘉时的旧例，是清代台规中的最后版本，也是最完整的版本。台规由都察院汇辑有关监察制度方面的上谕及皇帝批准的奏议、条例等，分类编辑，分为训典、宪纲、六科、五城、各道、稽查、巡察和通例等八类。每类又分若干目。各类、目内容按文件产生时间顺序排列，间有若干文献附于各类之后。它的问世标志着由秦汉开始确立并经此后各代完善、细密的中国古代监察法律规范化进程的最终完成，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一部监察法典，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法律意义。

　　《钦定台规》确立了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的特殊地位

　　《钦定台规》把监察机构（都察院）作为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即“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监察官是皇帝的耳目，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因而只对皇帝负责，具有相当高的地位。《钦定台规》规定监察官员具有上可谏君、下可纠臣之权力，身负拾遗、补阙、规谏君主、监察吏治、严禁结党、监督稽核财政收入、监督各级考试、稽察刑名案件等多项职责，可以说是无所不监。其他机构，无论是行政机构、军事机构、文教机构还是为皇室服务的机构等，均各有专责。都察院则是专门用于监察其他机构的，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势，便于行使监察职能。《钦定台规》规定，都察院的给事中、监察御史等监察官员，于国家政治得失、用人行政以及他们认为大利大害、应兴应革之事，均有发言权。而且，这种发言权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保护。正如康熙十一年上谕指出的：“一切吏治民生，得失利弊，皆宜殚忠极虑，据实直陈。”只要言官不触犯皇权的根本利益，不造谣诽谤、挟私陷害，皇帝是极力保护他们，并鼓励他们“披肝露胆、极言直陈”，即使所奏不当，亦不怪罪，甚至指参错谬，一般的处罚也只是调离职务而已。以此保护和调动监察官的积极性，使其真正担负起监察、直言的重任。这种垂直领导的监察体制得到法律的确认，使得监察机关成为既有权威又有效能的独立机构，有可能“以卑察尊”，澄清吏治、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统治。

　　《钦定台规》使得监察活动和监察官的选任考核有法可依

　　《钦定台规》的制定和执行，一方面，保证了清代最高统治者将全国的官吏、军队、司法、行政、文教、财政等机构全部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也使得监察机构的监督活动有法可依。例如，台规中的“序官”规定了都察院的设官、职掌、官员品级及其变化；“陈奏”是都察院官员的奏事制度；“典礼”是科道官员对朝会、临雍、祭祀等大典侍班纠仪的规定；“考绩”为监察“京察”“大计”“军政”等考核文武官员的制度；“会谳”是与刑部、大理寺等机构会审、稽核案件的规定；“辨诉”是处理京控案件的规定。

　　“六科”是关于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职掌及要求的规定，分“通掌”与“分掌”两目。“通掌”为六科的共同任务及其要求；“分掌”分别规定各科的具体任务及其要求。

　　“各道”是关于各道监察御史，包括稽察宗人府御史、稽察内务府御史等的职掌及其办事制度。它亦为“通掌”与“分掌”两目。分别规定各道的共同任务、要求及各道的具体职掌与要求。

　　“稽察”是派都察院官员专门监察某些特殊机构的制度，分“京通十六仓”“户部三库”“八旗”“宗人府等衙门”“考试”“铨选”等目，对如何派员稽察以及稽察内容和要求，做了详细规定。

　　“巡察”是派都察院官员到各地巡视、监察的制度。

　　“通则”是关于都察院所属科、道等官员的选拔标准、方法、升转制度及风闻言事、举劾保密、发现弊端，及时整顿等各种法律措施，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察机构自身建设方面的要求。清代皇帝认为，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关系最要，必须选用得人，方能称职”。因此，对都察院各官的考选历来较严，监察官选任，大多要经过严格的考试。监察官必须是德才兼备之士，忠于皇上、忠于职守，这是最基本的政治素质要求。此外，还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才能被选为监察官：第一，监察官要具有清正刚直、嫉恶如仇的品质；第二，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第三，要具有实践经验和工作能力；第四，在年龄方面，一般会选择30至65岁经验丰富、思想成熟、精力充沛的中年人。

　　此外，台规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简单讲，就是“同官避亲，外官避籍”。有亲属关系的，特别是直系亲属，京官不得在同一衙门、外任官不得在同一地区任职；外任官不得到本籍、祖籍和寄籍任职；科考监试官员子弟回避在本地考试。对于监察官人选的这些高标准、严要求，在削弱封建裙带关系的影响、避免被监察者控制监察者、保证监察部门行使职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制衡监察官的权力，台规还规定了御史之间“互相纠举”的互察互监制度。都察院的普通小御史，也可以通过“封章密劾，直达御前”的程序，弹劾其顶头上司，甚至是都察院的一把手。这些规定使监督者同样能够被监督，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使监察官“正人先正己”的目标。

　　清代前期，监察法执行的效果十分明显，对于提高行政效率、惩奸举贤、察吏安民、维持清代近三百年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专制主义政体下监察权附着于皇权，因此监察制度的存废、监察权行使的范围与效果，都要受到皇权的制约。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清代监察法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乾纲独断的专制主义极端发展的清朝，监察法的实施、监察机构职能的发挥、监察成效的大小，无不与君主之意志、党争之消长，以及监察官的个人能力品行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清代后期，官场腐败不堪，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严重脱节，监察法几成具文，号称“典章美备”的《钦定台规》也无法挽救清政府腐朽没落的命运。其中缘由，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