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公是项羽手下的将领，他还是季布的舅舅。刘邦彭城大败之时，丁公奉命追击，越追越近，眼看刘邦就要走投无路，刘邦便回头对丁公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两贤岂相厄哉！”好汉何苦为难好汉？丁公一听，居然在两军厮杀的战场上，止步不追了。他当即领兵撤还，等于放了刘邦一条生路。为什么刘邦一句话丁公就放人？这是刘邦的江湖阅历的本能反应。江湖上常讲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家多堵墙。刘邦被逼到绝路，只能赌丁公也许认同江湖规则，说出了这句话，果然丁公网开一面，把刘邦给放了。

　　丁公是季布的舅舅，季布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侠客一流的人物。一诺千金的典故说的就是季布。季布的弟弟名字叫季心，也是一位侠客人物。当时关中流传一个说法，叫做“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意思是当时关中人都知道季心以勇猛著称，季布以守信闻名。丁公作为季氏兄弟的舅舅，应该也是深谙江湖之道的人物，所以他当即领兵撤还，等于放了刘邦一条生路。

　　等到项羽灭亡，刘邦要开始分封了，丁公来谒见刘邦。刘邦怎么对待丁公？他把丁公拉到军营中示众，说：“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并且特别强调，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王夫之反对

　　对刘邦的做法，大学者王夫之很不赞成，他认为刘邦杀丁公是错的。王夫之认为，以大义征服天下的人，用的仅仅是诚心而已，心中不愿而勉强去做，以标榜其名声，于是天下人就会认为义与人心相悖且不和顺于理。试想，当汉高祖处境窘迫之时，难道果真会认为丁公应当处死因而日后一定要杀死他吗？当他诛杀丁公之日，难道又果真能够忘记当年丁公曾解救过自己的危难，而不认为这是丁公对自己的恩德吗？

　　王夫之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使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之必诛而畏即于刑，乃使吾心违其恩怨之本怀，矫焉自诬以收其利。然则义为贼仁之斧而利之囮也乎？”王夫之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让普天之下的人都知道，做人臣如果不忠则必受惩罚，从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果这样，那么“义”不就成了伤害“仁”的大斧和导致私利的诱饵吗？所以，刘邦赦免季布的罪过并予以重用，是很好的，足以激励臣子忠君报国，无有二心。至于丁公，废而不用就可以了；杀了他，则是引导天下人忘恩负义。恩情既然都可以忘记了，如果不是刑戮紧随其后，那么浩荡无极的君父之恩，为什么不可以忘记呢？

　　王夫之是大学者、思想家、伦理学家，他站在伦理学的角度提出，要用大义收服人心，要将心比心，用诚心换诚心，不能把大义功利化。所以，王夫之强调，义，有天下的大义，也有自己心中的精义。大义必须恪守，精义不能功利化。否则就是以恶导善，那可就贻害无穷了。

　　司马光赞成

　　对刘邦斩杀丁公之举，历史上有另一派声音，认为刘邦做得对，其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司马光是史学家，更是政治家。他站在政治家的立场看问题，认为一个王朝要想长治久安，一定要讲政治操守。

　　他专门写了一篇“臣光曰”评论此事。司马光认为，汉高祖刘邦从丰邑、沛县起兵以来，网罗强横有势力的人，招纳逃亡反叛的人，也已经是相当多的了。待到登上帝位，唯独丁公遭受杀戮，这是为什么？“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并起争相取胜的时候，百姓没有确定的君主，谁来投奔就接受谁，本来就该如此。但是，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待到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臣服时，这么做就不对了。司马光接下来的这番话就非常有政治水平，他说：“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如果不明确礼义以显示给人，致使身为臣子的人，人人怀有二心以图求取厚利，那么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因此汉高祖据大义作出决断，使天下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怀揣个人目的布施恩惠给人的人，尽管他救过自己的命，依照礼义仍不予宽容。司马光认为，似此杀一人而使千万人畏惧，这不就是深谋远虑吗。汉高祖的子孙享有上天赐予的禄位400多年，这就是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

　　刘邦为何要这样做

　　刘邦斩杀丁公，引来争鸣，司马光和王夫之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学者，从学者的角度看问题，孰是孰非，各有各的理由。但刘邦斩杀丁公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刘邦为什么要杀丁公，出人意料吗？在当时来说，有点出人意料，但却又在情理之中。为什么？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被丁公追杀时的刘邦还身处江湖，而如今已经身居庙堂，角色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不问是非只讲义气；庙堂有庙堂的法则，要讲政治，讲操守。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讲，正所谓“攻守之势异也”。

　　司马光和王夫之分歧的关键在于站位不同。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看问题，他看到，正是因为刘邦强调为人臣者要以新的政治立场看问题，强化了政治同盟意识，这才有了此后“非刘姓而为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这才有了诸吕之乱之后的周勃安刘、元勋功臣推举皇帝之举。东汉时期党锢之祸、外戚专权、宦官随意废立皇帝的事多有发生，但极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叛朝廷。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刘备作为刘氏宗亲已经沦落到卖草鞋的地步，但凭着“大汉皇叔”的身份，仍然有号召力，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实力强大、特立独行的曹操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江山社稷，但仍然不敢公然称帝，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证明了刘邦的决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