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关于死亡损害赔偿的制度中，宋代“骨价”发挥了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骨价”之前的“血价”“赔命价”等，多是少数民族内部的死亡赔偿方式，随着“骨价”的出现以及宋代夷汉之间交互适用“骨价”解决人命赔偿司法惯例的形成，“赔命价”“血价”等突破了适用地域与主体层面之藩篱，完成了从民族司法惯例到国家统一司法规则之嬗变。宋代“骨价”规则的法律实践为元代“烧埋银”制度的产生与统一实施于全国各个民族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为后世以“烧埋银”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规则的确立开辟了道路。

　　“烧埋银”是元人将儒家文化中的“人命至重”观念与民族习惯法中的“命价”“私和钱”等习惯有机整合的产物。据《元史·刑法志四》记载，“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无银者征中统钞一十锭，会赦免罪者倍之。诸部民殴死官长，主谋及下手者皆处死，同殴伤非致命者，杖一百七，流远，均征烧埋银。”其具体内容是指：在官府对枉死者的尸首进行检验查明以后，除了对行凶杀人者定罪判刑之外，行凶者及其家属还应给予被害人的家属一定数额的烧埋钱作为丧葬抚恤费用。“骨价”与“烧埋银”都是一种死亡赔偿制度，但却有诸多不同之处。其一，从时间上而言，“骨价”出现在宋代，而“烧埋银”出现在元代，“骨价”惯例的出现与适用显然早于“烧埋银”。其二，从实施范围而言，“骨价”惯例主要适用于宋朝周边夷汉的法律冲突，是旨在确保边境地区秩序稳定的特殊规则；而“烧埋银”虽以“命价银”为基础，却是广泛适用于元朝辖区的普遍规则，从历史源流角度而言，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继受关系。其三，从规则属性而言，“骨价”与“烧埋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骨价”是侵害方给予受害方相应的赔偿从而代替处罚的制度，其本质是以罚代刑，类似于赎金刑。然而“烧埋银”规定当侵害人的行为致使被害人死亡时，侵害人不仅要接受刑事处罚，而且还要向受害人家属支付相应数额的丧葬费与精神损害赔偿费，即侵害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类似于当下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制度。

　　“骨价”是为和平解决少数民族矛盾冲突提供的一种规则选项。作为民事赔偿，“骨价”是脱离原始社会复仇习惯的历史进步，而元朝“烧埋银”则是我国法制史上首次针对人命案件创设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二者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查明、借鉴以“骨价”为代表的古代冲突解决规则和赔偿制度中所蕴含的理性因子，对于有效解决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推进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或许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立法对策研究”（18VHJ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分别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