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电影的票房，还是电视剧集的制作数量，中国无疑都可以称得上是影视大国。影视的发展，也成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但在影视剧作数量大增的同时，质量却是不尽如人意。剧作的质量，有时候可以凭借导演或者编剧判断，有时候则可以依据主演作评判，因为一个有艺术追求的演员，对导演或剧本都有自己的要求，演员陈宝国大概就属于后者。这些年，陈宝国扮演的角色跨度颇大，从《汉武大帝》到《大宅门》《北平无战事》，纵跨中国历史数千年。但几乎没有例外，他饰演的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深入人心，剧作也成为经典。刘江导演的年代大剧《老酒馆》虽然没有过多宣传，但从陈宝国、秦海璐、牛犇、程煜、巩汉林等知名演员倾力加盟来看，这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好戏。

　　从剧集最终的呈现效果看，无论是剧情故事还是台词，抑或是细节的处理，确实不负众望。老酒馆中有遗老遗少，有侠客隐盗，有评书艺人，还有旧式警察，各色人物轮番登场，恍惚间有种老舍《茶馆》的感觉，只是茶变成了酒，北京胡同换成了大连好汉街。

　　老酒馆和陈掌柜、金小手，抛去其中传奇的故事，或急或缓的戏剧冲突，给人印象颇深的，是各种各样的“规矩”，以及隐含在这些规矩中的温情和义气。

　　酒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规矩，但在剧中，主要是酒馆经营的规矩，掌柜为人处世的规矩。酒馆的规矩很多，如陈掌柜说，“开店时不碰酒”。他还说：老酒馆的掌柜、伙计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难免拌个嘴，但不能动刀见血。老酒馆一般是晚上11点闭门歇业，即使没有客人，也不能提前关门。但那日暴雨，店内无客，正要关门时，老二两冒雨而来，看到店门将关，不免生气。陈掌柜赶紧吩咐伙计停止关门，还诚恳地向老二两道歉，内里的原因，就是自己未能“遵守规矩”。

　　第七集的一场戏，尤其令人难忘。“喝多了就拔树那位”给老二两酒壶里兑白水取乐，被发现后还辩称自己一个礼拜的酒钱超过那个“穷鬼一年的酒钱”，陈掌柜为什么不护着他？陈掌柜回答他，进了老酒馆的门，来了都是客，“一钱酒是情谊，一斤酒也是情谊，不分薄厚”。兑了白水取乐别人，便是没有“酒德”，老酒馆不欢迎。挑事的那位悻悻离去。

　　后来，陈掌柜和那爷的对话中，再次说到了他的经营理念，就是要 “一碗水端平”，“来的都是客，不能厚了谁薄了谁。”

　　要知道，剧情的背景是抗战前的民国初年，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德先生、赛先生已经耳熟能详，但多数人的观念还是停留在皇上、王爷和奴才之间，尊尊卑卑的思想根深蒂固，有权者、有钱者是看不上“穷鬼”的，即便是在最早一批开放的城市大连，比如“那爷”。陈掌柜的话语中，透露出的却是朴素的平等观：不管你身份、地位或者是财产，只要进了酒馆，都是客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招待。

　　平等待客，这算是陈掌柜最大的“规矩”，这个思想异常伟大。不要说近百年前，即便在今天，恐怕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假如你穿着普通进入某些所谓名品店，衣着光鲜的店员多半会冷眼以对、爱搭不理；而对于珠光宝气的顾客，又恨不得“卑躬屈膝”、五星服务。店铺经营自然要盈利，区别对待或许有“理”，也不必苛求每个店家都能有陈掌柜一般的觉悟，但在更广义的社会领域，平等就显得举足轻重。

　　平等的反面是特权，是将自身凌驾于各种“规矩”乃至法律之上。比如某些豪车女司机，之所以频频登上热搜，就是因为其中隐含着的特权观令人不齿。十分反讽的是，北京劳斯莱斯女司机之所以振振有词，是因为前车走了快速通道，保安没让她走，医院通行的规矩似乎对她不平等了。但看通报，几年前蹊跷地交易车牌，购买假身份证，她根本没有想过平等地遵守法定的义务。

　　普遍的平等是近现代的产物，在此之前的平等虽然被作为理想，但是有局限的。古希腊的希波战争时期，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写道：“人民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伯里克利的著名演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但要知道，伯里克利所说的每个人，是获得公民权的雅典人，不包括奴隶以及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

　　真正将平等作为口号提出来，并且与封建等级制相抗衡的，是近代资产阶级。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规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即是说，即便每个人在才能、品德上是有差别的，但在国家法律面前应得到平等的对待。这不啻是一道思想的闪电。

　　古代中国的正统思想中几乎没有平等的观念。汉代董仲舒引《春秋》之义，“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老百姓就要服从国君，甚至“屈民而伸君”。他又以天地阴阳为喻，提出三纲之说：“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不仅君臣、父子间是不平等的关系，更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格局。法律制度之设，仅仅是确保这种尊卑等级秩序，即便如此，君主常常置身法外，言出法立，而守法的不过是百姓罢了。

　　随着魏源、林则徐等一代人“睁眼看世界”，平等的观念在近代传入中国，甚至“平等”本身成为定义近代的重要尺度，正如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沟口雄三所言，太平天国以后，“旧有的‘分’的意义上的均、平从其历史性本质上看，已经开始向近代性平等转化了。”这里就显示出思想的进化，均平是财产、土地意义上的，而现代平等更多是政治、权利意义上的。

　　划时代的“平等”观念，很快成为激励革命志士奋斗牺牲的重要动力。在《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中，裴宜理对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再度研究，她敏锐地发现，工人们不顾危险参加罢工，除了可能获得某些实际的利益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平等做人的尊严，所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特别鼓舞人心。这种平等的哪怕是“乌托邦”式的思想，曾经激励了几代人，甚至是造就近代革命的核心动力之一。

　　当然，现代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完全不同，它更强调法律上的、权利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不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甚至在立法赋权时，也会有区别的对待，但这种区别，一定是符合更高的公正要求。这就要求确定规矩时，要像《老酒馆》的掌柜一样，不能厚着谁，薄着谁，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更好地实现公正。因此，平等的实现，就需要一个国家制度的公正实施，这其中，司法处于重要的位置。

　　有一句法律格言说：“既要听取隆著者，也要听取卑微者。”说的就是司法中的平等，无论原告、被告身份、地位有什么样的差异，也不论他们代表的是权力机关还是个人，法官都有责任一视同仁，既不偏袒谁也不歧视谁，始终保持基本的平等对待的态度。对待进入司法过程的所有人，法官有义务平等地尊重与对待他们，公正地作出裁断。也就是说，对于法律上普遍平等的真正实现，法官负有更重要的责任。

　　而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也非常有必要重拾“平等”的精神。当然，现代社会分工复杂，每个人的认识各异，还要考虑资源的有限性，遵循基本的角色伦理。但是，在人格尊严上，在最基本的权利上，给予平等的对待，是应该努力做到的。特别是民众所依托和信任的公共机关更应如此。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毕竟比《老酒馆》所描述的时代有了飞速的发展，尊尊卑卑抑或是特权的思想，已经被社会主流价值所抛弃。

　　歌手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中唱道：但愿你被温柔对待。寄托了爱人间一种美好的希冀。现实生活中，不必奢求每个人都被温柔的对待，但我们即便卑微贫弱，仍可以期待人人都得到平等的尊重，就像老酒馆中的“老二两”，那这个社会，将会是充满希望的。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