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良长城

　　公元前55年和前54年，恺撒两次征服不列颠都无果而终，但不列颠始终是罗马念兹在兹的心病。直到公元43年克劳狄当政时期，罗马才真正实现了对不列颠的征服。此后，作为罗马皇帝行省，不列颠长年驻扎一支庞大的军队。不仅如此，罗马皇帝还频频“眷顾”不列颠，这种特殊热情颇为意味深长。哈德良作为第一位访问不列颠的皇帝，其初衷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安抚臣民、慰问军队，以其命名的哈德良长城或许才是内心的真实写照及最后的无奈选择。根据公元4世纪晚期的史料，哈德良修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隔离罗马人和野蛮人”，这可能只是“后见之明”。但毫无疑问的是，哈德良长城的修建确实是为了防御北方皮克特人（罗马人称其为喀利多尼亚人）的反攻，保护罗马已经控制的英格兰南部地区。

　　一般认为，哈德良长城于公元122年由三支罗马军团开始修建，大约耗时6年才完成其主体。它西起索尔威湾，东至北海边的泰恩河口，约118公里长、3.1米厚、4.65米至6.2米高。长城全部坐落在今天英格兰境内，其西端离苏格兰南界15公里，东端离苏格兰南界110公里。城墙南北两侧挖有壕沟，壕沟离城墙距离不一，通常约3米深、9米宽。南壕沟离城墙较远，两侧各有一道高土屯，高土屯与城墙之间有军用道路；北壕沟离城墙较近，相对更深更宽，两侧无高土屯。长城每隔一罗马里（约1481米）建有一座里堡。两座里堡之间有塔楼，用作哨所，如遇敌情，则以火光为信号，沿长城传递。沿途建有16座要塞，里面有指挥部、营房、粮仓、医院等。沿长城要塞驻有一万多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来自帝国各地，独立编制，保留各自习俗、宗教。

　　公元138年，哈德良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安东尼·庇护为了对付喀利多尼亚人的掳掠，于公元142年下令在哈德良长城以北约160公里处建造一条新的长城，即安东尼长城。安东尼长城大约63公里长、3米高、5米厚，历时12年建成，是建立在石基上的土墙。安东尼死后，继位的马可·奥里略很快放弃了安东尼长城，并把那里的驻军全部撤回到哈德良长城。从此，哈德良长城成为帝国在不列颠的永久边界。

　　哈德良长城是罗马帝国意识的有形体现。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维吉尔曾借主神朱庇特之口道出罗马人的心声：“对他们（即罗马人），我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我已经给了他们无限的统治权。”这是宣扬罗马帝国初生之际那种无形帝国意识形态的最强音。罗马军事扩张和政治主张往往伴随其“行进中的”城市和道路前行，征服到哪里，道路、堡垒、城墙就被修到哪里。罗马在不列颠修建的道路主要有15条，其延伸和分布的特点基本上与对不列颠的征服方向和路径吻合，这些道路向北触及的终点大多就在哈德良长城。形式上，罗马在不列颠筑起了一道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冰冷的石头城墙，但在实质上却是罗马政治在不列颠权力主张的标配。

　　哈德良长城及其驻军代表了罗马维护不列颠行省北部边界安全的决心。有了它，来自北方的蛮族对这一地区虽时有骚扰，却很难长久滞留于附近，也无法长驱直入地骚扰内地的定居点。这样，至少对长城南部的居民而言，长城不是讨厌的障碍而是安全的防线，它为人们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坎布里亚平原的农业定居区这一时期便有了发展。长城以南的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罗马化步伐得以加速。纳入长城以南的不列颠，还有利于罗马商人穿梭于各行省，把货物从罗马运往不列颠、从不列颠运往希腊和埃及。大约公元540年，拜占庭历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留下了古典作家对不列颠岛的最后记述，其中提到“长长的一道城墙”，城墙两边截然不同，一边空气清新、水土丰沃，另一边却被毒蛇和野兽占据。文中虽然充满作者对罗马帝国逝去的悲哀之情，却也留下了不列颠南北记忆的强烈反差。

　　哈德良长城是最引人注目的罗马化标志，帝国统治者借此向不列颠居民炫耀其功绩和荣誉，它使广大民众时刻意识到自己属于“罗马”统治（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罗马人每修建一项伟大军事工程，都被认为是一次军事胜利或重要的政治革新，会被作为丰功伟绩传递给子孙。这样，冰凉无言的石头不仅代表罗马政治和军事，同样也成为罗马的文化积淀。哈德良长城把以南的世界纳入到统一的罗马文明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把罗马人能够认识到的“领土世界”变成了“罗马世界”，确立了罗马统一体的西部界线。这不仅是领土的统一体，而且是法律、公民权、货币、文化、艺术、语言、宗教的统一体。

　　在罗马帝国的美丽幻想中，“全世界的主人”已经变成帝国题铭和罗马作家的常用语。但罗马人似乎从未意识到，不仅连哈德良长城以北的“野蛮人”从未被征服，就连被征服的南部地区也并非风平浪静、百依百顺，公元60—61年的布狄卡大起义就是不列颠给罗马“主人”的响亮耳光。公元180年，不知名的一些部落闯过哈德良长城，重创罗马军队。360年冬，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入侵不列颠大区。410年，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彻底落下帷幕，哈德良长城也被废弃。罗马影响在不列颠逐渐消逝，直到不列颠人对罗马记忆完全终结，这从古代作家对其几乎忘却的记忆中略见一斑。此后的十多个世纪里，哈德良长城不断被破坏，城墙石体被挪用于其他建筑，如公元8世纪长城的许多材料被用于修建圣保罗修道院，18世纪初韦德将军在镇压暴动时，为了修建军事道路，拆解了大批城墙石板。

　　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古物爱好者开始关注古典遗产。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威廉·康登对哈德良长城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结合古代文献对长城的修筑历程进行恢复（尽管其结论最后被完全否定）。17世纪初，英国出版过包括哈德良长城在内的地图。18世纪，古物学家吉普森、亚历山大·高登、约翰·霍尔斯雷、斯图克雷等人对哈德良长城进行过考察并出版过相关读物。19世纪30年代，约翰·克莱顿有计划地买下了长城沿线的土地进行发掘，不过他的地产在去世后很快便被败家的亲戚在赌博中输掉了。1848年，纽卡斯尔牧师布鲁斯参加了一个沿“罗马墙朝圣”（哈德良长城考古考察）的小型聚会。这件极不起眼的“小事”对后来罗马边疆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后来著名的“罗马边疆研究”系列国际会议的渊源。1853年和1895年，布鲁斯分别出版了关于哈德良长城的考古报告《罗马长城》和《罗马长城指南》，对哈德良长城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古物爱好者和考古学家的艰苦努力，到20世纪初，哈德良长城的修建顺序得以清晰重建。20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制订了《古迹与考古地区法》，并于1928年把哈德良长城置于该法律保护之下。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资金缺乏），哈德良长城的考古工作一度陷入停顿。1973年，在雯都兰达发现的大量木板文书，对哈德良长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987年，由于哈德良长城满足世界文化遗产多项标准中的三条（古代文明的证明、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建筑和技术的突出例证、代表一种文化的土地利用的突出例证）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5年成为“罗马帝国边疆”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日耳曼长城）。历经1800多年，哈德良长城最终从罗马帝国的政治标志演变为英国人重要的历史与文化符号。英国政府加强了对哈德良长城的保护，每5年就要制订一份统一的管理规划，同时设立定期监测长城保护状况的机制，利用一切可行机会改善长城保护工作。今天，哈德良长城遗产保护与利用已形成良性循环，景区创造的就业机会达6000多个，年收入达1.34亿英镑，当地居民深受其惠。近年来，英国还举行了多场关于哈德良长城的盛大文化庆典活动，以彰显英国历史与文化。

　　（作者：冯定雄，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