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英属殖民地发展成为一个新生大国，进而成长为国际体系主导型大国的过程，不仅是美国经济实力快速崛起的过程，也是其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的过程。美国在国际体系中话语权的提升不是其经济实力壮大后的自发产物，而是其主动塑造的结果。

　　一、国际话语权是美国主动塑造的结果

　　美国的新生大国转型期——从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到1945年问鼎世界霸权国的宝座，历时80年。其时正处于英国的世界霸权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英国是国际政治的霸权型主导国；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列强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各大国实力此消彼长，不断变化。不仅美国经济赶超英国，实现了民族统一的德意志在20世纪初的经济实力也超过了英国。西方列强逐鹿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以及列强间同盟关系的不断分化、重组，是美国新生大国转型期所面临的最基本的国际战略环境。如何处理与欧洲列强的关系，尤其是同世界霸权国英国的关系，成为美国外交最重大的战略课题。在这段时期，美国对内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对外逐渐放弃“孤立主义”外交原则，最终在这个列强并立、纷扰不堪的年代后来居上，取代英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者。

　　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起源于其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提倡和阐述。面对法国大革命后波诡云谲的欧洲国际关系，华盛顿发表著名的《中立宣言》，强调美国对欧洲交战双方采取“真诚和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离任之际，华盛顿还发表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人民应该远离欧洲的政治纷争，避免把美国的命运同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此后的近一个半世纪里，“孤立主义”成为美国“政治正确性”的标准话语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外交原则。

　　“孤立主义”既是美国自立国伊始一直延伸到二战初期的重要外交原则，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外交话语，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了美国的外交行为。二战初期，面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国家肆意践踏国际关系准则，美国国内不少政治精英依然坚守“孤立主义”，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试图把美国从中立立场引向参战方向。改变孤立主义的外交思维定势，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毕竟，长期以来，孤立主义外交原则曾经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呵护了美国从幼小的新独立国家逐步走向强大。

　　然而，面对希特勒纳粹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扩张行径，实力壮大的美国如果继续固守这一准则，实际上相当于沦为了德日意侵略者的帮凶。美国在建国之初，国力孱弱、处境艰难，置身欧洲大国的争端之外，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可是，在德意日轴心国结成军事同盟挑战整个文明世界的危急关头，如果美国再不放弃“孤立主义”，承担起必要的国际责任，不仅会助长侵略，而且将最终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罗斯福正是看到了这种危险，因而早在决定正式参战以前，已经在总统的权限范围之内预先做了相应的必要准备。

　　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战略既是对英国外交遗产的继承，也是美国在当时列强争霸的国际背景下对英国外交思想的被动跟随。在新生大国转型期，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国际事务参与能力的增强，美国的外交话语经历了从被动跟随到主动塑造的过程，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开始大行其道。为了阐述放弃“孤立主义”外交原则的正确性和正当性，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主动塑造其对外话语以及国际话语体系。在把自由国际主义原则贯彻于战后世界重建的过程中，美国一方面构建起深具自身特色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成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新的主导者。

　　二、国际道义意识是美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起点和创新

　　回顾美国作为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政界和学界在塑造对外话语、谋划掌控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和主动的国际道义意识。在作为新生大国转型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美国通常首先祭出某项“国际道义”原则作为旗帜，通过确立一条或若干条冠冕堂皇的“道义”原则来维护自身利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处于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抢占殖民地的高度亢奋阶段，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支配。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面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朝廷决策者到普通士大夫阶层一时进退失据，终致内忧外患、被动挨打。在列强均磨刀霍霍准备瓜分中国之际，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把美国追逐远东霸权的战略隐藏在冠冕堂皇的国际道义旗号之下。它不仅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有利于增强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地位。对于这项政策，不仅其他列强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拒绝，而且实际上也为当事国中国政府所接受。这是美国把本国外交政策上升到“国际道义”高度的一个典型例证，也是美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典型案例。

　　通过树立国际道义原则进而掌握道义制高点，并在此基础上夺取国际事务中的话语主动权，是美国对国际政治中话语权实践的创新与超越。这既是对西方霸权理论的创新，也是美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起点，并且成为美式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特征。

　　第一，美国树立“国际道义”形象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机。1912年元旦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列强出于在中国攫取新的特殊权益的考虑，对民国政府不予承认。显然，承认与否，这是一个国际道义问题。翌年3月初，威尔逊就任美国总统，他一改前任塔夫脱政府与列强协商一致的态度，于当年5月率先承认了民国政府。对此，有不少历史学者分析认为，威尔逊当局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机。在威尔逊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利益比经济与战略利益重要得多。美国的这一举措将帮助其保持对中国独一无二的道义影响，为中国的发展树立榜样，并通过美国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力量来影响和改造中国。

　　第二，美国推崇的“国际道义”原则具有明显的虚伪性。比如，1919年协约国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和会上提出收回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等主权。这实属理所应当，也是显而易见的国际道义。然而，日本却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私吞。尽管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到处游说，然而孤掌难鸣，无力回天。不仅英法两国支持日本的蛮横主张，连“对中国深表同情，将尽力帮助中国”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此关键时刻也对日本让步。威尔逊对日本的妥协，既是对中国人民的背信弃义，也是对他自己一贯主张的背离。国际道义、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声誉和威信，最终都在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盘算中被抛之脑后。再比如，19世纪末，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古巴、菲律宾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美国的麦金莱政府打着履行“人道主义”责任、支援民族解放的旗号，以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为由发动了美西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西班牙放弃古巴的主权，由美国占领；西班牙把波多黎各岛、关岛让予美国；西班牙把菲律宾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国。作为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暴露了美国“道义外交”的虚伪性。这些都说明，美国的“国际道义”外交原则明显地屈从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优先考量。

　　第三，美国表现出把“美式道义”外化塑造为“国际道义”原则的强烈倾向。美国以本国的价值观、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原则为坐标，变“民族性”为“普世性”、化“国内道义”为“国际道义”，不仅想要拯救“落后”民族，而且准备为“腐朽的欧洲”确立新的行为准则。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提出了一整套崭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外交原则。在他看来，欧洲依靠武力维持的均势外交不能带来和平，反而会导致危险的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行为，一旦均势被打破，战争就不可避免。美国的目标应是让欧洲和整个世界效仿自己。这意味着，不仅需要按照美国的政治原则改造各国的国内政治，还包括国际政治的美国化，即让“世界美国化”。尽管威尔逊提出的一系列新原则、新主张，是相对于欧洲盛行的权力政治原则和均势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创新，但实质却是试图把美式自由主义原则扩展运用到整个国际社会。威尔逊主义深刻地反映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观念，也即美国是一个与欧洲列强不同的独特的“例外”国家，应该扮演一个与欧洲列强不同的角色，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重塑世界。

　　可以看出，美国所谓的“国际道义”是其自我标榜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浓厚的排他性特征。二战后，美国以国际道义为旗号，以国际话语权为手段，开展意识形态外交，对非美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导致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世界格局出现重大改变。本世纪以来，更是以“颜色革命”为手段，甚至是直接发动战争、武力干预，颠覆他国政权，为中东、北非不少国家和地区带来剧烈动荡和灭顶之灾。

　　三、官方话语是美国塑造国际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说占据国际道义高地是为了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时具有“政治正确性”，那么，精心打造官方话语则是为了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时提供解决国际事务的思维框架。

　　一个国家的官方话语作为该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载体，是国家政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也必然是该国官方话语在对外传播中所着力阐述、表达和关注的目标。大国的官方话语天然具有争夺国际话语权、影响和控制国际舆论的倾向。美国的官方话语不仅承载着向外界表达、传播以及解释、论证美国外交政策的功能，而且还承载着占据国际道义高地、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功能。

　　美国政府通常在总统演说、国情咨文、政府文件、外交照会等文件中提出内政外交的诸多政策，其中的某些政策概念因特色鲜明的话语形式而著称于世。美国政府正是通过这种经过精心打造的官方话语，来引导、控制国际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尽管其内政外交政策的真实内涵和实际操作可能并不如官方话语字面意思那么简单，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这些官方话语所包含的政策意义。而这正是美式国际话语权的精髓所在。它透过一个又一个的外交原则、计划、概念等官方话语，引导、诱使其他国家在美国设定的思维框架内思考国际问题的解决思路、寻求解决方案。从“门罗主义”到“泛美主义”，从“利益均沾”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从“十四点计划”到《大西洋宪章》，从《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年10月）到《联合国宪章》，国家权利平等、集体安全、公开外交、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公海自由、裁减军备、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等概念，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外交话语的标准版本和基本共识。总体上来说，美国把本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及其目标与原则，塑造成一系列具有丰富内涵、思想深度甚至有一定道义感召力的官方话语，并通过官方话语的有力表述来争夺国际事务中的话语主导权。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尹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