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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清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整体面貌，需要考察其在冷战后的现实流变。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非但没有找到真正解决人道主义灾难之策，反而在其泛滥地留下了混乱和失序。

　　干涉贯之以人道主义的称谓，似乎就具有了某种正当性。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干涉别国事务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惯有手法。但即便是怀有善意的人道干涉，在实践中也鲜有长出善意的果实，人道主义干涉非但没有找到真正解决人道主义灾难之策，反而在当地留下了混乱和失序。认清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整体面貌，需要考察它在冷战后的现实流变。

　　新干涉主义：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新标签

　　整个冷战时期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并不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权原则起到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宪章》明确禁止干涉他国内政，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降低。另一个是两极格局的权力制衡。在两大集团的政治军事对抗中，维护自身安全、争取战略利益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优先考虑，任何一方的对外干涉行动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国际后果，因而都对干涉的实施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

　　冷战结束后，人权保护开始得到西方国家的明确支持和前所未有的重视，人权理念指引下的“新干涉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应对人权保护问题的主要举措。其原因有三：一是冷战结束打破了国际层面的权力平衡，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不再受到权力结构的制约。二是苏联的解体，面对倏忽而至的胜利，西方国家希望找到不战而胜的秘诀。在这一过程中，尊重和保护“普世性”的人权价值观被西方认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继续实施人权保护就成为彰显其价值观的必需。三是冷战结束初期的巨变，使国际社会在维持和平、保护平民、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方面陷入某种僵局。1993年索马里维和失败、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995年塞尔维亚斯雷布雷尼察惨案等事件，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对人类良知产生极大震撼，引起各界人士的深刻反思。这表明联合国相关行动的不确定性与不完善，无法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此后，采用军事手段及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支持者甚至辩称，只要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武装干涉是一种“道德责任”，就是“正义战争”。

　　新干涉主义的起点在于“人权至上”和“人权高于主权”。在它的逻辑链条中，西方首先要突破的是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的约束，构建起一套自洽的话语体系，从而能更加顺利地推行其人道主义干涉行为。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亟须明确的是，国家“干涉的权利”到底从何而来。1999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国际共同体主义”讲话中指出，全球化使得各国成为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国际国内事务已无法完全分离，一国内部若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国人民，其他国家和人民自然拥有“干涉的权利”。同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第54届联大发言为科索沃战争进行辩护：国家主权不能成为一些践踏人权的国家免受干涉的借口。至此，新干涉主义的核心理念和政策主张清晰起来，“干涉的权利”也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从事人道主义干涉的主要借口。在这种理念下，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成为新干涉主义的尝试。

　　新干涉主义相比早期的人道主义干涉试图在三个方面作出修正：一是将自己的干涉行为赋予更多的道德色彩和伦理原则，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二是从“权利”的角度出发以规避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对干涉行为的约束，以此说明干涉行为的合法性；三是试图构建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规范，掌握国际干涉的话语权。基于此，它们将北约介入科索沃宣称为“价值之战”，把美国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称为用“法治”而非“权力政治”来建立世界新秩序，军事介入旨在保护个人的权利，而非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尽管做出种种努力，但整个1990年代的国际实践表明，新干涉主义更多的时候成为西方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幌子，人道主义介入也偏离了“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等已经为联合国宪章所采纳的准则。当干涉站到主权的对立面时，失败也就可以预期了。这也成为“保护的责任”在21世纪初粉墨登场的重要原因。

　　“保护的责任”：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新手段

　　“保护的责任”发展演变的基础是所谓的“主权的责任”。1995年，前苏丹外交官弗朗西斯·邓及其同僚罗伯特·科恩首先提出“作为责任的主权”的观点，随后在其主编的《作为责任的主权：非洲的冲突治理》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该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在行使主权时，除了享有某些国际特权，还必须承担保护人民的长期义务；当一国不能履行这种责任，应该邀请和欢迎国际帮助来完成国家的努力。该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和担心，因为它超越主权是对领土和领土上的国民的控制的传统界定，背离了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联合国首脑年会上发表题为《两种主权的概念》的演讲。他认为，绝对和排他性的主权时代已经过去，国家主权蕴涵着保护“个人主权”的责任，领导人的职责是在良好的内部治理与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之间找到平衡点。

　　邓和安南等人对国家主权的重新诠释，其实遵循了一种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国家主权除了对外功能还蕴含着对内功能，即，持久尊重并切实保障民众个人权利的实现，既是国家主权的权利，更是国家主权的责任。只有这两种功能都实现的时候，理想中的国家主权才能成为现实。正是这种功能主义分析，为“保护的责任”出台指出一条可行路径。

　　2000年，安南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就人道主义干预达成共识。作为响应，加拿大政府提议成立“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作为解决相关问题的国际协调机构。2001年12月，该委员会向安南提交了一份题为《保护的责任》的报告，正式提出“保护的责任”的概念：主权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公民免遭可以避免的灾难——免遭大规模屠杀和强奸，免遭饥饿，当它们不愿意或者无力这样做的时候，必须由国际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2005年3月21日，在第59届联大上安南首次正式将“保护的责任”的基本含义传达给各国，并提请各国予以考虑。2005年9月召开的世界首脑会议上，“保护的责任”被写进了150多个国家签署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2009年，第63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了讨论秘书长关于《履行保护的责任》报告的辩论会，2/3以上的联合国成员代表对报告表示肯定。此次会议提出了实施“保护的责任”的三大支柱的建议：国家的保护责任（保护人民免于种族屠杀、战争罪、族裔清洗、反人类罪）、国际援助与能力建设、国际社会及时而果断的反应。这为“保护的责任”由概念走向实践提供一个可操作的路线图。

　　“保护的责任”之所以能够替代“干涉的权利”，一方面，在于它对主权和人权的边界从功能上加以区隔，使干涉不再那么激烈地站在主权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保护的责任”作出四个方面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一是强调弱者得到保护的权利和国家负有保护公民的责任，并把这界定为国家主权的责任。二是抛弃强国介入的权利，强调国际社会在国家未能履行其责任时具有保护受害者的道德义务。三是“保护的责任”承认主权国家在履行保护该国平民安全中的主体地位，国际社会只有在该国无法或不愿履行这一职责时才能介入。四是“保护的责任”在法理上加强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权威性。这样一来，通过“保护的责任”，西方国家在逻辑上建构了保护的责任与国际介入的一致性，将情感视角转变为关注受害者，将辩论焦点引向需要获得帮助的弱者，将有争议的问题去政治化，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道德性。在此过程中，通过对国家主权与人权边界的重构和对联合国权威的再造，西方意在为干涉行为建构新的国际规范的意图也昭然若揭。

　　尽管用心良苦，但“保护的责任”不可能彻底解决人道主义灾难，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干涉无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的丧失恰恰是西方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所导致。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干涉的人道主义色彩也将不复存在。事实上，2011年“保护的责任”在利比亚首次实践和2015年以来西方试图在叙利亚再次复制该行动的努力，留给当地的并不是人道主义灾难的解决，反而是更大的灾难——混乱和失序。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如此之大，让人错愕。世界需要的究竟是“保护的责任”还是“负责任的保护”，也就成为国际社会对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新考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