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夏季号抛出“文明冲突论”，其核心观点是，“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亨廷顿断言，未来世界性的冲突将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展开，文明的冲突是战争的根源，并预言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将与西方文明出现大规模冲突甚至是“断层线”战争。

　　“文明冲突论”自提出以来就饱受争议，中外学术界早已将其驳斥得体无完肤，就连美国主流学界也多对其持批判立场。1993年《外交》杂志秋季号即刊载了7篇批驳文章，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也出于政治正确考量，拒不承认“文明冲突论”对其实际政策的影响。事实上，对于“文明冲突论”的理论不自洽和结论不严谨，亨廷顿自己也并非不明白，在其1996年出版的更为系统地阐释该论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言中，他明确指出：“这本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可以看出，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出于该论有什么学术价值，其真正目的是为美国后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张目，为各种霸凌争端制造合理化的借口。

　　然而，在世界倡导和践行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交流互鉴的今天，美国一些人却又祭出“文明冲突论”的大旗。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妄言，中国对美国构成长期威胁，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两国文化差异太大，中美竞争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文明的冲突”。斯金纳的言论表明，这样一个经不起实践验证、早已破产、自提出后历届美国总统都要遮遮掩掩的理论，恰恰被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奉为圭臬。

　　不可否认，美国是冷战后乃至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科技、军事硬实力首屈一指。按照美国的逻辑，要维持住世界老大的地位，必须首先当好“世界警察”，维护好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文明冲突论”恰好呼应了美国的这一需求。在此论的解释框架下，美国和与其文明传统、价值理念相悖的国家或地区爆发冲突是理所应当的。于是，美国将其在伊斯兰国家的寻衅滋事合理化了，由于“文明的冲突”，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就该“挨打”；美国将其在幕后操纵的颜色革命合理化了，由于“文明的冲突”，委内瑞拉、古巴等美国眼里的制度另类理应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搞得经济低迷，就该“挨饿”；美国将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歪理邪说合理化了，由于“文明的冲突”，“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就该被污蔑抹黑，就该“挨骂”。

　　“文明冲突论”错误地延续了冷战时期非敌即友的战略判断。美国把冷战时期的“我们”和“他们”的对立置换成“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对立，并把意识形态的划分置换成“文明的差异”。然而，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各部分千姿百态、众彩纷呈，远比意识形态的差异更为复杂。但在“文明冲突论”视角下，差异就意味着冲突，冲突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战争。如此单向度的思维，赤裸裸地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硬邦邦地将文明与战争捆绑在一起，如果不是出于满足美国战略的需求，又能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

　　“文明冲突论”错误地归结了导致国际冲突的根源性因素。20多年来，各国有识之士从不同侧面批判“文明冲突论”，基本形成了共识：“文明冲突论”混淆颠倒了导致冲突的利益因素和精神因素，其制造并鼓吹文化差异、文明差异等精神因素的负面作用，目的在于掩饰西方主要大国维护强权利益的真正意图。在文化心理层面，“文明冲突论”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其文明开始走向衰落的忧虑和不甘。主观上，他们有着西方中心论的政治偏见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自负；客观上，他们有着巩固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继续扩大西方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现实需求。因为只有维护住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才能继续稳固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地位，进而继续收割政治强权、经济霸权、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的现实利益。马克思早就指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应当在思想领域中去寻找，而应当“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去寻找，即在经济发展本身中去寻找。“文明冲突论”无限夸大文化差异、文明差异的影响，却对不公平的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国与国之间利益不均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视而不见，因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明冲突论”错误地固守了“要对抗不要合作”的思维模式。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人类文明大潮正在交流互鉴中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向前。美国一些人却逆流而动，“文明冲突论”老调重弹。我们提倡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文明冲突论”却认为西方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我们提倡不同文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文明冲突论”却罔顾其他文明的独特价值，认为只有西方才能创造出最丰富的物质文明、最普世的精神文明、最先进的制度文明，其他文明只有“走近”西方才算开化，只有“走进”西方才算文明；我们提倡不同文明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文明冲突论”却以西方文明中那个摧毁巴别塔的上帝的视角，认为既然基于民族语言不同形成的文明隔阂和文化交往壁垒来自上帝的旨意，那么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就在违背这一旨意，因而文明的差异和隔阂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永远的；我们提倡不同文明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文明冲突论”却认为西方文明不仅因优越而强势，还将因强势而永远优越，其他文明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文明成果，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冲突风险和战争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受“文明冲突论”左右的美国战略界和决策层的一些人，缺少的正是这样一双眼睛，固守“要对抗不要合作”的思维模式，就必然不能认清世界文明发展大势，必然“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作者：姜卫平、蒋岩桦，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