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举行“对(极)富裕人群征税:寻找减少财富过度不平等的办法”研讨会。与会专家探讨了如何通过税收手段及其他公共政策,缩小美国财富鸿沟、约束极富人群过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以及在全体国民中更公平地分配经济增长收益等问题。

　　极富人群具有隐蔽性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表示,直到不久前,“财富失调”(财富过度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在美国还不是一个会引发讨论的话题。有人认为,所谓“失调”只是出于对富人的嫉妒,或是夸大了不同经济条件群体的生活方式差异。事实上,很多人根本想象不到极富人群的富裕程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社会经济不平等研究中心主任珍妮特·C. 戈尼克(Janet C. Gornick)在日前的一次会议上提到,2018年全球收入最高的25名对冲基金经理平均年收入为8亿美元,第一名年收入为16亿美元。尽管这是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开发布的数据,当时仍有许多参会者表示不相信。克鲁格曼说,目前学术界没有关于“极富人群”的精确定义,这部分人口大概仅占美国总人口的0.1%,甚至更少。很多被认为是高收入的人士,如年薪几十万美元的金融业从业者,并不属于这一拥有巨额财富、对政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群体。

　　从数据上看,极富人群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为我们只可以估算他们的财富总量,很难得到准确数字。税收数据能够反映收入和财富,但考虑到逃税、避税行为的普遍性,极富人群的真实财富远超他们报税单上的数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在其著作《谁动了国家的奶酪:避税天堂调查》中,深入考察了全球“避税天堂”的规模、运行和组织方式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危害。祖克曼发现,过去5年里,全球隐匿于“避税天堂”的财富增加了25%,至少7.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家庭金融资产的8%。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由离岸金融机构管理的美国企业和个人财富在美国股票市场价值中占比从1%升至9%左右。目前,全球金融财富有8%是离岸财富,造成至少1900亿美元的税收损失。

　　在政治角色方面,极富人群同样是一个隐蔽群体。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本杰明·I. 佩奇(Benjamin I. Page)、杰森·西莱特(Jason Seawright)等人在新著《亿万富翁与隐秘政治》中揭示,极富人群虽然很少在媒体上谈论公共政策,但在税收、移民、社会保障等重要政策领域,通过向政党提供政治献金、建立具有特定立场和倾向的政策倡导机构、组织政治募捐活动等方式,隐秘地影响着政策制定和政治行动,远离公众的问责和质询。当然,极富人群中也有少数成员对美国财富失调的现状深感不安并寻求改变。例如,2010年成立的美国高净值人士协会“爱国百万富翁”(Patriotic Millionaires)呼吁,制定实施以政治代表权平等、工资水平满足劳动者基本生存需求、富人和大企业纳税比例较当前显著提高为首要原则的公共政策,以建设稳定、繁荣的包容性社会。但是,拥护社会公平理念的极富人士仍属罕见,有太多富豪为维护和扩张个体利益而以不为公众所知的方式进行着数额惊人的“政治投资”。

　　为富人减税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智库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海瑟·鲍什伊(Heather Boushey)说,美国人耳熟能详的一种理论是,对富人和大企业减税能够促进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拉动整体经济增长,使全体社会成员受益,因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财富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这几乎可以说是指导美国经济运行的“基础叙事”。然而,过去5年里的相关研究表明,即使不考虑道德或价值观因素,财富不平等对经济发展也是有害的,它阻碍、扭曲、推翻了通向经济强劲稳定增长的进程。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市场集中度在上升,独家垄断和寡头垄断增加,投资减少。有人会问,当市场由少数主体主导时,其高额的利润不是应该进一步刺激投资吗?但事实是,垄断者会试图增加自己在已有财富中占有的份额而非创造新的财富,即出现寻租行为,这就导致资源浪费、创新乏力、社会总财富和政府收入减少、不平等加深。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谈到,累退税和寻租是美国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上层群体学会了如何从其他人身上榨取财富,且是以后者难以察觉的方式”。据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等人的研究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大幅降低针对顶层收入群体的税率,但国家经济增速并未明显超过其他经合组织成员,顶层收入群体税前收入增长源于他们的寻租行为增加而非劳动贡献增多。

　　不平等既影响投资,也影响消费。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改变了企业研发新产品的方向,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极富人群定为目标客户群,为他们推出各种昂贵的、高级的新产品,迎合富人而非穷人的需求。这对穷人而言,商品和服务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富人。鲍什伊提醒,一个世纪前,美国曾出台限制财富过于集中的法律法规,几十年前却转而放松约束,原因之一是很多经济学家提出可以将一切交给市场,只要经济增长不受拖累就不用担心财富差距。最新研究显示,这一认知是错误的,不平等确实会拖累经济增长,智库和学术界应及时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广泛宣传解释这些研究发现,开始反思和解决不平等问题。

　　治疗财富失调阻力大

　　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不平等与共同利益项目主任查克·柯林斯(Chuck Collins)提出,若想治疗美国财富失调,首先要认识到不平等不是市场力量优化的结果,而是权势阶层制定的一系列规则所致。美国应采取哪些措施,可以通过回顾本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借鉴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寻找答案。但是,面临着不可小觑的障碍。

　　美国历来是一个对不平等接受度很高的国家,前提是人们感到规则是公平的、社会流动机会是存在的。虽然已有研究表明,美国社会规则的公平性正在受到侵蚀、流动性下降,“一个人的经济状况是其应得的”这一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即富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更勤奋、更聪明、更敢于承担风险等。然而,这种概括过于简单化。收入因职业种类、教育背景、工作时间等不同而存在差距是正常的,但差距大到当下的程度是否依然正常?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工资约为普通员工的20倍;2018年,首席执行官的工资是普通员工的287倍。很多富人喜欢强调自己的成功全部源于个人奋斗,没有借助外力,但这种言论忽视了社会对个人成功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美国科技企业家马丁·罗森博格(Marin Rothenberg)在一次反对美国取消遗产税的会议上讲述亲身经历时谈到,“我的财富不仅是我个人奋斗的成果,它还来自于强健的经济和大量公共投资”。

　　克鲁格曼对本报记者表示,从技术层面上讲,美国财富失调并不是“绝症”,能够“治病”的税收、金融、社会政策工具有很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无伤大雅”的观点也没有坚实的科学依据。美国杜克大学历史与公共政策教授南希·麦克林恩(Nancy MacLean)告诉本报记者,治疗美国财富失调的过程必将是艰难的,极富人群已经俘获了美国民主制度并决意操纵制度以满足个人利益,方式包括打击工会和其他自由派倡导团体、实施选民压制、推动公共物品私有化、争取对州立法机构的实际控制权并通过州法打压当地政治改革力量等。今日美国政治“为1%人群所有、由1%人群决定、为1%人群服务”。当前,极富人群试图以隐蔽的手段操控美国司法来延续其经济和政治特权,只有开展深入的结构改革,才能遏止这股“黑暗势力”;而且,不能仅在税收、就业、医疗保险、投票权等单一议题上行动,专家学者有责任向美国公众警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具有长远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