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实施5年多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做足做好文章，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幅精谨细腻的丝路“工笔画”正在形成。展望未来，我国与沿线国家需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方向不断前进。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认识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一）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实践，但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政治风险问题始终不容忽视。

　　首先，沿线国家的国内政治矛盾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不稳定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制度各异，部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国内政治分歧严重，正处于体制转型期，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政治风险。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政局持续动荡，执政党频繁更迭，对外政策反复调整等。对这类国家需要加强政治风险研判，对其国内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党派矛盾要做充分评估和跟踪调研。

　　其次，“三股势力”借“一带一路”建设侵蚀我国边疆安全的图谋值得警惕。我国有9省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壤，这些省区过去是对外开放的大后方，现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前沿，边疆的稳定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的边疆安全形势不断改善，暴恐案件大幅下降，但受世界政治大环境影响，近年来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在我国周边国家异常活跃，边疆安全局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在全面推进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对“三股势力”的渗透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妥善处理沿线大国的战略制衡和利益协调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历来是大国利益犬牙交错之地。一些大国依据自身的地缘状况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出自己的战略设想，例如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印太经济走廊”，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印度提出的“香料之路计划”“季风计划”等。上述大国的战略设想都将自身作为塑造地区秩序的主导者，意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增强对地区事务的领导力。这些战略设想的内容与“一带一路”建设客观存在一定竞争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妥善处理沿线大国的战略制衡和利益协调问题。

　　（二）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包容性、开放性的经济制度，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及增长有重大意义。但正是由于其体量巨大，其面临的经济风险也异常复杂。

　　在宏观经济层面，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风险居高不下。由于我国当前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以基础性投资为主，资金投入大、周期长，很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大背景下，部分沿线国家出现较大经济波动，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多国还出现货币大幅贬值。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的颓势对我国海外投资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同时也加重了我国面临的融资压力。过去5年，“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多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资金投入巨大，且需要资金不断跟进支持。因此，亟须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丰富融资方式，大力推进各国政府间的融资合作与协同。

　　在微观经济层面，我国企业的海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地域和领域空前增加。但是，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规管理、质量管理、员工管理等方面都面临“水土不服”问题，部分企业与当地社会各种关系处理要投入很多大精力，增加了企业的运营风险。

　　在营商环境层面，部分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不佳，投资安全性存在较高风险。部分沿线国家法律体系不完善，我国企业在这类国家投资存在较高的税务核算、专利保护、违约解约风险。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民生水平下降，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某些国家打着“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旗号，助长排外主义，抬升我国对外投资成本。

　　（三）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沿线各国国情差异较大，各种社会风险不容小觑。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对我国企业与我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和损失的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以我国公民和中企资产为目标的劫持、袭击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国家国内治安形势恶化，严重威胁我国海外项目和人员安全。

　　一些大型中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较大的社会阻力。我国企业在海外实施的基建项目“点多、线长、面广”，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征地和移民安置问题，要和当地民众、非政府组织、主流媒体、部族宗教势力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妥善处理因工程实施产生的利益纠纷，这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亟待克服的一个难题。

　　“一带一路”建设要避免陷入文明冲突和价值冲突陷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文化差异巨大、历史问题繁杂、语言风俗迥异、民族宗教矛盾尖锐。与此同时，少数国家对我国的抹黑、异化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如此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我国在对外宣传中需避免沿线国家因文化价值差异产生误解，导致对我国文化和形象的异化曲解。

　　（四）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要破解“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需要加强统筹协调，建立中央、地方、企业和社会沟通协作机制，形成职责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有所长、相互借力的“一盘棋”大格局。

　　在政府层面，中央政府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继续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人文开放的先导功能，深化与沿线国家在发展理念和价值观上的共识，推动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继续加强同沿线国家的安全合作，加强情报信息的互通共享，加强边境口岸的安全管控。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快建设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大市场信息的搜集，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做好信息配套服务，帮助企业充分了解海外投资风险源、提前发现风险点、及时编织防控网，最大限度减少或规避负面因素。

　　在企业层面，应加强技术研发，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在经营思路上，我国海外企业需要高度重视企业形象的建设，在做好当地政府工作之外，综合考虑东道国的各派政治势力、民族种族、宗教信仰、非政府组织影响，与之建立广泛联系与常态化沟通机制。在经营过程中，尊重东道国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自觉保护劳工合法权益和当地环境，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在人才储备上，我国海外企业要注重培养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团队，规避因不熟悉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而带来损失。在安全保障上，我国海外企业需要加强自身安全防范与保护能力。一方面，按照国家发改委、国资委等有关部委要求，完善合规管理体系，强化合规训练，提升企业的合规意识及能力。另一方面，组织建立海外民间商会或者行业协会海外分会，构建信息与资源共享平台，节约企业成本和精力，提升海外维权能力。在一些政局不稳的沿线国家，我国企业可探索适合所在国国情的海外安保新模式，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切实保护好驻外人员和财产安全。

　　在社会层面，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精细化方向发展，我国面临的人才储备不足瓶颈进一步凸显。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国需要从事标准化研究和标准制定的技术型人才，熟稔沿线国家语言文化、法律法规、投资政策的管理型人才以及评估风险、制定战略的顾问型人才。高校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环节，可开设“一带一路”相关课程、学科或专业，培养复合型、高层次人才。智库作为为国建言献策的重要组织，可以发挥平台优势，对沿线国家潜在风险加强预警，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国家、企业提供服务。民间交往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中国正面积极形象的重要渠道。“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通心”工程，可以在文化、教育、科研、旅游、体育、侨务等方面的工作中推陈出新，形成合力，通过民间交往提升我国软实力与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