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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学思维的心理根源

撰文 道格拉斯·T·肯里克 亚当·B·科恩 斯蒂芬·L·纽伯格 罗伯特·B·查尔迪尼 翻译 红猪
2018-08-08 08:40:00  来源:光明日报

  4.社会动机

  社会冲动能帮助我们与人和谐相处,但它们同样也会成为阻碍我们理性思考的巨大障碍。试想一场办公室里的聚会,你的同事正高声发表关于进化论、全球变暖或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谬论。面对这个情形,你是会站出来反对,还是一声不吭,避免破坏和谐的社交氛围呢?

  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对“从众”这一概念始终非常感兴趣。1951年的一项对“群体动力学”的经典研究中,心理学家斯坦利·沙赫特指出,如果一个人反对群体共识,就会遭遇这样的下场:群体会先尝试改变此人的观点,一旦失败,他们就会中止沟通,将这个异类孤立在群体之外。2003年,现就职于普渡大学的吉布林·D.威廉姆斯和同事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受到排挤,他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就会激活——这也是我们感觉身体疼痛时就会激活的皮层。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埃默里大学的神经经济学教授格利高里·伯恩斯和同事领导的团队发现,和自己所属的集体意见相左时,杏仁核的活跃程度会增加,而这个区域一般会在人受到各种压力时激活。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意见相左,是一件让人在情感上很受伤的事情,即使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可见,人们不愿提出相反的证据来驳斥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观念,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除此之外,社会压力还会影响我们对既有信息的处理。当所属群体已经达成共识,人们会更倾向于使用启发法,或接受已有的观点,而这些都会妨碍人们的客观思维。

  我们自己的团队也开展了一项研究,我们先让受试者从美学的角度对一系列抽象图案和画作进行评价,然后让他们阅读一段文字,使他们进入一种自我保护,或是比较浪漫的心境。

  在前一种场景中,受试者会想象自己独自在家,被一声巨响惊醒。随着情节展开,受试者渐渐明白有外人闯进了房子。他们会想象自己伸手拿起电话,却发现电话线断了。他们大声呼救,却没人应答。忽然,卧室门被猛地撞开,一个陌生的黑影赫然出现在眼前。

  另一种情况下,受试者会读到一段关于浪漫邂逅的文字,他们会想象自己外出度假,遇见了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和对方共同度过了浪漫的一天,最后以激情之吻画上句号。

  接着,受试者来到一个虚拟聊天室,和另外三名受试者一起评价几幅抽象图片。其中有一幅图片,受试者曾经看到过,他认为还算有趣,但在这次评价中,他得知其他三个人对这幅图片的评价远低于平均值。

  这时,受试者会改变原来的评价,以迎合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吗?受试者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第一种场景中的受试者更容易服从集体的评价,而读到浪漫故事的受试者,会因为性别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反应,女性会服从集体,而男性的评价却和集体相反。

  我们团队在其他研究中发现,恐惧通常会使男性和女性都服从集体的意见,而性爱动机则会促使男性从集体中脱颖而出——或许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合格的配偶吧。这时的男性会持相反的意见,让自己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些受试者的观点都受到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目标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在处理既有信息时并不是完全客观的。

  5.应对方法

  既然人类的思维中有这么多阻挠理性思维的障碍,我们是否该放弃抗争,承认无知和偏见才是最后的赢家?当然不是这样。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家已经分别针对启发法、私心成见和社会压力,提出了应对的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当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强烈的兴趣仔细考察证据时,常常会依赖捷径,即简单的启发法。但是,这种经验法则常常可以通过简单的干预来破除。研究市场营销的学者约瑟夫·W·阿尔巴和霍华德·马莫尔施泰因做过一个实验,要求受试者考察两款相机的12项功能。其中A品牌只在4项功能上比B品牌优越,但这些功能都是决定相机品质的至关重要的功能,比如曝光精度。B品牌的推荐语则说,它在8项功能上更加优越,但那些都是次要的功能,比如配有肩带。参与者分成了两个组,一组对每项功能只有两秒的研究时间,另一组则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全部功能。

  当受试者考察每项功能的时间只有两秒钟时,只有少数(17%)会选择那款高品质相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拥有次要功能较多的那款。但是,当受试者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直接比较两款相机时,超过2/3的人都选择了功能较少,但整体品质更高的那款。这个结果说明,在给出复杂证据时,如果想让对方从启发法切换到系统的思考模式,以做出更客观的整体评估,充裕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

  私心成见常常可以通过改变立场来克服。前面提到的几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不仅考察了人们对死刑的态度,还研究了如何改变这些态度。他们先是指导一些学生制定了一个和死刑有关的假想决策,要求决策过程保持客观,并公正地衡量证据。但这个要求完全不起作用。他们要求另一些学生自己跟自己唱反调,要他们设想,如果关于死刑的研究驳斥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将做何评价。这时偏见一下子消失了。学生们不再用新的证据来维护他们既有的偏见了。

  消解社会压力的一种手段是,先探明群体内部是否真的达成了一致。有时,群体中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反对错误观点,就能使其他成员敞开心扉。《科学美国人》曾在1955年刊登过一篇文章,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E·阿施在文章中介绍了对从众心理的几项研究,他发现只要群体中有一个人和多数人意见不同,“共识”就会瓦解。同样,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那几项著名的服从研究中(在研究者的引导下,受试者相信自己正在电击心脏病患者,使其感到痛苦),只要群体中有成员不听命令,盲目的服从就会消失。

  恐惧会加重从众的倾向。如果你想劝说别人减少碳排放,就需要先谨慎地考虑对方的情况:如果听众本来就认为气候变化是真实的,那么激发他们对黑暗未来的恐惧或许会很有效果,但如果听众本来就怀疑气候变化,这样的恐吓可能就适得其反了。

  上面的几点简单建议,都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克服那些阻挠客观科学思维的心理障碍。市面上有许多关于如何说服别人、提高社会影响力的书,如果你想和某个群体沟通,而这个群体的信念又公然违背了科学证据,那么你大可以利用此类资料。但对科学家来说,他们必须用更加系统的方法搜集数据,找出在某些问题上与反科学思维对抗的有效策略。关键是要弄清楚,一个人为什么拒不接受确凿的证据,是因为对方使用了简单的启发式思维、存在确认偏误,还是有什么特定的社会动机?

  这些针对非理性思维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反科学的信念会导致研究经费减少,导致公众不能充分理解那些可能影响公共福利的重要现象。以美国为例,近几十年来,关于家中藏枪和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从政府获得的经费越来越少。而事实上,有枪的家庭常会出现青少年自杀的案件,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刻不容缓更是科学界早已达成的共识。

  对新奇的科学发现持怀疑态度是人的天性,对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感到沮丧。尽管如此,我们仍有乐观的理由:今天,伽利略的大多数意大利同胞,甚至教皇本人都已经接受了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事实。达尔文的大多数同胞也都认可了进化论,英国国教的公共事务主任甚至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道歉信。我们相信,如果科学家能充分利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了解是哪些认知偏差在阻挠理性思维,那么,就会有更多人接受客观的证据,了解自然界的运行原理。

  本版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撰文 道格拉斯·T·肯里克 亚当·B·科恩 斯蒂芬·L·纽伯格 罗伯特·B·查尔迪尼 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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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苇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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