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在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是针对全人类的。我们必须构建起更加全面和审慎的风险预警机制，从现有的社会制度的适应力和全人类长远福祉的角度来思考某项技术是否应当发展、到底该怎么发展。若此，科技才能真正让生活更美好。

　　自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发明和创新的能力与偏好已经深刻塑造了人类社会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依靠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来应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社会挑战，包括经济增长和财富的未来源泉、环境的可持续性、身体健康和食品安全等等。虽然科技发展与人类的福祉息息相关，与各种人类追求的价值理念紧密相连，但近代科学在诞生之初，是以与社会事务保持距离来换取自身独立的。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皇家学会在其共同纲领中，宣布放弃任何干预神学、道德、政治和论辩的权利，以便更好地专注于理解和探究自然界。在认识论上，作为人类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支柱，近代科学典型体现了现代化对意义和确定性的无限追求，反感任何变动不居的因素“污染”科学。科学自称具有超越不同国家和文化情境的普遍性和不受社会因素侵染的客观性。

　　由此，人们往往习惯于把科学技术当作一种与伦理无关的价值中立的自由事业。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主要看你怎么用它。科技发展若引起了某些伦理问题，那也只是技术应用方面产生的问题，与科学技术本身无关，或者说与前期的科学研究、技术的开发和生产都无关。

　　科学在这一传统认识下是高度成功的，只要它向社会传输合格的产品，它的自主性就很少受到质疑。但吊诡的是，这一成功本身促成了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将科学拖入了更大、更多样化的问题领域，让科学越发紧密地卷入社会之中，也因而创造了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普遍不确定性。为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科学技术发展和伦理价值之间的关联。

　　重新审视科技发展和伦理价值的关联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伴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和地球资源人均利用量的飞涨，人类已经通过伐木、建坝、渔猎、农肥使用等方式大大地改变了地球生态，将诸多有毒物质释放到了环境中，各种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和各种出乎意料的风险不断涌现。人类已经成了最主要的地球环境影响者，以至于有地质学家建议将我们所处的地质年代改名为“人类世”。

　　不仅人类与自然界关系方面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变，人类自身也被日益深度科技化。以往，我们都是用科技手段来改造世界；今天，很大程度上我们则是用科技来改造人自身。进入21世纪，以大数据、普适计算、万物互联和智能机器为愿景的智能革命呼之欲出，基于数据和计算的智能感知和控制将使得科技在各种可能的尺度上深度介入人的生命、行为、认知乃至意识、情感和道德。在汹涌的技术浪潮面前，诸如“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或“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这样的思潮兴起，主张利用技术逐步改造人类的遗传构造和精神世界，最终以人工进化代替人的自然进化，实现人类在智能、体能、寿命、情感上的大幅度跃升，从而改写我们传统对于“人”的定义。在未来，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似乎越发模糊。然而，在人对世界和自我的实践中，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乃是最根本的区别范畴。如果这些根本范畴之间的经典界限面临取消的话，那么，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大部分哲学观念也将荡然无存。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十年来，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学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不仅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史无前例的观念上的困扰，也让人们似乎愈益失去对科技风险的掌控。过去，科学技术相对来说目的单一、后果直接、影响短暂、责任明确。人们相信科学共同体有能力将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研究的面貌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其技术应用之间的传统界限逐渐瓦解。学科、专业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重构，一个项目中往往包含来自多个不同学科、不同部门的研究者和方法。当下，全球竞争日益演变为一场围绕着知识分配和获取知识机会的斗争，科学技术的研发也往往渗透了各种政治、经济的利益诉求。上述变化让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和使用更为多样，不确定性更加明显。对于新的科学技术产品来说，整个现代社会都是它的“实验室”。可一旦出现了偏差，这场社会实验通常很难被终止，其后果波及范围则可能是全球规模的甚至是跨代际的。历史和现实都已印证了这一点。我们看到，仅仅是一个无心而为的技术事故都将可能导致严重的灾难，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科技的监管理念各异、监管力度松紧不一的背景下，一国禁止开展的科技研究或应用可以轻松在别国进行，比如2016年华裔科学家张进在美国无法实施，却能在墨西哥让世界首例“三亲婴儿”诞生；在准入门槛大幅降低的生物技术领域，仅仅在自家的厨房或者车库里，人们也可以开展编辑基因或合成生命的实验，扮演上帝造物的角色，此时，全人类都可能被置于巨大风险中。比如，2018年11月，原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在存在明显技术缺陷的情况下，罔顾生命伦理和国家法律法规，擅自组织实施了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基因编辑活动，让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婴“露露”和“娜娜”降生。此事让贺建奎本人“名声大噪”，却让两位女婴的人生命运叵测，也让整个人类的基因库陷入了巨大的风险之中，更把基因编辑技术置于公众的质疑乃至恐惧之中。

　　科学知识应当是“社会稳健的”

　　曾经，我们信奉科技创新的“线性模式”，认为从科学到技术应用、再到社会收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诸如还原论、抽样法和控制组等传统科学工作模式，都是建立在科学与其外部社会情境隔离的假设之上，实验室一直都被视作一个无菌空间，那些外部因素和情境一直都被最大限度地加以限制。而现在，这些东西恰恰是科学工作必须要考虑的。转基因作物在欧洲和中国近年来的争议表明，实验室内部被证明为可靠的知识并不必然会被实验室外部的社会公众广为接受，相关技术的发展也因此遭遇停滞。从实际运作上说，科学技术创新也总是发生在科学技术专家、政府、企业、金融投资者、公众等所构成的复杂互动网络中。如果只片面顾及某一方面的利益，漠视了科技创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那么，科技创新的进程就可能受阻。所以，科学知识应当是“社会稳健的”，即，不仅在实验室内部有效，而且在实验室外部仍然有效。其有效性不再单纯地或主要地由严格限制的科学共同体来决定了，而是由知识生产者、扩散者、交易者和使用者组成的广泛共同体来共同决定。

　　如果我们把对科技发展做出伦理价值判断的各种规范因素统称为“科技发展的伦理环境”的话，无疑，今天科学技术的稳健发展迫切需要构建一个适宜的伦理环境。其中，伦理价值考量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我们认为只有在科学知识确定无疑，亦即技术的后果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造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才去进行伦理学的评判。此时，伦理学从根本上就慢了一拍，因此收效甚微甚至毫无作用。如果人们明白，现代科学技术足以给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地球带来颠覆性的、不可逆的变革，那么，我们就不能等到相应技术产品进入市场、出现问题之后才进行伦理反思，而必须从一开始就要对技术的伦理意义进行评价和研究。

　　在欧美很多国家，如今在科研的鼓励和推动工作中，伦理学的伴随研究常常就是科技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是大学、科学院，还是协会团体，直至科研资助机构，可以说，几乎在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各种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的渗入，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伦理学家进驻实验室腹地，与科学家们一起辨析和应对在科学研发过程中所遇到的伦理问题。与此同时，在公众层面，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和公开辩论活动非常普遍，相应的法律和监管措施也比较严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欧美科技的稳健发展。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是针对全人类的，营造科技伦理环境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制定有约束力的公约，以维护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在诸多科学技术领域变成产业之后，商业利益的浸染也让我们难以将今日的科学家们视作纯粹的真理代言人，我们需要提升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素养，并从制度上真正让广泛的公众对话落到实处；在一些新兴技术的影响尚未充分展现之际，若我们拘泥于带着功利主义色彩的风险收益考量，恐怕就难以充分应对技术开放的未来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与风险。我们必须构建起更加全面和审慎的风险预警机制，从现有的社会制度的适应力和全人类长远福祉的角度来思考某项技术是否应当发展、到底该怎么发展。若此，科技才能真正让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