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价值链企业生态链建设等，是科创中心建设的难点。借助上海金融中心的历史优势，借助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来增强科技成果产业化、生态链建设和企业集团化发展，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路径。

　　管资产转向管资本

　　科技创新涉及人才、企业、行业和空间四个维度。这些维度不同形式的组合，构成了不同的企业形态、价值链构成、产业格局和城市创新动力，也塑造了不同的科技创新驱动模式。

　　美国的科技创新模式，强调的是美国立国以来的自由竞争、斯坦福产学研合作及孵化器机制、纽约为中心的纳斯达克科技股、波士顿的军民融合和更早的若干曼哈顿计划。

　　以色列的科技创新模式，强调时时战备、以实效为导向的务实精神以及国家技术孵化器计划、市场化倍增的科技金融体制、多方移民形成的包容文化等。

　　日本的科技创新模式，更多强调基础研究的高强度投入、半政府支持的行业协会研究力量联盟、力求实用的精细化创新等。

　　在人才、企业、行业和空间四个创新维度上，上海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丰富，人工智能、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也相对全面，张江、漕河泾、临港等创新增长极初步建成，但唯独在企业层面缺乏足以引领全国的科技巨头。

　　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如何培育壮大上海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必须啃下的一个硬骨头。其中，通过“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打通企业的所有制界限，通过规范治理提升大企业存在的委托代理难题，企业的创新之路有望越走越宽。

　　通过混改，国企可以和民企合作，也可以和外资合作，从而集合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创新优势，迅速组建涉及多个分工领域的技术攻关团队，凭借技术优势、服务优势和效率优势赢得订单，真正体现“竞争中性”。

　　打造创新加速模式

　　企业层面的科技创新模式，有过瓦特时代偶发的天才驱动模式，有过瑞士手表式中小企业集群模式，有过波士顿依靠大型军工企业带动的轮轴式带动模式，也有过日本基于行业联合基础上的超大企业内部创新驱动模式，还有过以英特尔、苹果等为代表的开放式平台整合创新驱动模式。今天，国企混改正在探索内外整合、有进有出、基于资本联合、成体系的有机创新模式。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在推动国企混改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方面，确定两大国资混改的资本运营平台，推动科创基金的设立，形成混改的“双向投资”（国资投资民企，民企参与国资）。

　　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国企改革，尤其通过所有制混改，打破企业所有制边界属性，把很多似是而非的争议从集团化管控层面、公司治理层面、市场化经理人管理层面（包括薪酬制度与约束制度等）予以一一化解。

　　最终，以资本融合来打通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实现“小企业导航+集团集中火力助推+资本层面战略运营”的模式，形成“内外创新创业团队+区域性产业园区与总部经济集群融合+多层次资本市场科技市盈率倍增增发”的新型创新加速模式。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