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是审视社会历史现象、洞察社会结构关系、探索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分析范畴。在现代科技力量的作用下，当代实践呈现出虚实结合、高度组织化、巨系统性和高风险性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特征。

　　虚实结合

　　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产生了一种与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新的实践方式，即在虚拟空间内的实践活动。虚拟活动构成了真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从事各种活动，同时真实地享受着虚拟活动带来的丰富体验。其二，实践活动是在虚拟空间进行的，但却对真实世界实实在在地发生作用。有时甚至难以严格区分线上和线下生活，因为它们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新零售”的出现，就是要打破人们对于传统零售和电商的固有认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将传统零售与电商互相融合，培育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新零售”方式。这种销售模式不仅关乎消费阶段，而且对生产、分配、交换环节都有前置要求，它实际上是包含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内的一整套生产方式的转变。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赋予了各行各业反思、创新的可能性，让躺着“睡觉”的原始数据转化为有效信息，甚至可以突破行业壁垒实现跨领域应用，从而激发更多社会进步的潜能。至于生活方式，可以列举的例子就更多，从购物到订餐，从办公到社交，从教育到休闲，从通讯到出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数据网络。从某种角度看，现代生活已经变成了数字生活。

　　高度组织化

　　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应用，使得当代实践的组织化程度显著提高。一方面，当代实践的组织化要求越来越高，这是由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结构复杂化、对自然条件依赖性降低、交往的范围和频率增强带来的。生产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增长，而且改变了生产过程，使得生产越来越社会化。这种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到科技革命阶段，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现代科技提供的通信和交通手段，使得技术研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合作，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国际化提供了条件，也为对经济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是所谓的外在组织化，即政治组织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和调控愈加有效。首先，随着科学技术全面参与到社会生活，同时也渗透到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其次，行政系统及其确立的科技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规划等不可避免地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正如上文提到，组织的复杂化使得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愈加突出。从精细化管理的可能性上看，在新技术的支撑下，政府管理的有效性也大为提升。以大数据为例，其深度应用能够帮助政府更好地开展民意搜索、实施实时监测、进行个性甄别、实施风险治理，从而从经验治理走向精准治理、从被动治理走向主动治理、从静态治理走向动态治理、从共性治理走向个性治理、从碎片治理走向整体治理。反过来，良好的技术治理本身也要求体制机制不断自我更新，敦促治理主体科学合理地运用新工具和技术，进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技术效用的发挥。

　　巨系统性

　　巨系统性同样有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地域的普遍化，二是实践要素的复杂化。就实践地域而言，现代通信和交通工具为全球性交往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各种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供了基础。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使得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知识经济加速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且推动转移的方式和内涵发生重大变化。过去转移的内容主要是自然资源、劳动力和产品分工，现在则变为知识的转移和扩散；过去转移的模式主要是多层次、多阶梯的，现在则出现了横跨式和跳跃式。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跨国公司得以更加有效地监控企业的运营状况，更加准确地掌握经济的全球走势。在具体的分工环节，还能够大大提高从采购到营销的效率，缩短从生产到消费的经济循环过程。就实践形式而言，各种实践形式的交错纠缠越来越突出，分工愈加细化，原来同一的过程生长出不同环节、不同方向、不同部门，这些交错的因素同时又在不断融合，从而打破了先前较为明晰的行业界限、部门界限和领域界限。经济、法律、文化、伦理等因素互相交织，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内在有机联系。

　　高风险性

　　实践能力的提高、对自然扰动层次的加深，使得实践的许多后果难以在短期内充分显现。不确定性成为新兴科技的内在属性，无法仅仅通过知识得到消解，其包括了一系列无法计算的根本性价值问题。

　　科技革命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实践的格局和特点。过去，实践主要是在体力上延长人的肢体或增强人的力量，但科技革命使这种“延伸”或“增强”发生了从量级到质级的改变。更不必提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最新科技革命。在这次革命浪潮里，人的活动效率大大提高，一些重复的简单性劳动由不知疲倦不会出错的机器代劳。更重要的是，机器首次踏入了人的智力领域，这恰恰是人最可宝贵的本质。一旦机器不仅在身体能力，还有可能在记忆、分析和辨识等各种能力上都超过人类，人类该怎样定义自己的存在？

　　在一些声音忧虑人工智能是否会给人类群体带来灭顶之灾的时候，另一些人士则开始预测未来人类的可能发展方向。比如有机生物工程的实施——在现有的有机身体结构中充分挖掘潜能、或者仿生半机械人工程的发展——结合各种非有机设备，同时保留有机大脑作为核心，或者再更进一步，无机生物工程的问世——智能软件代替神经网络、无机生命代替有机生命。过去增加人的力量主要依靠对外部工具的改进，而未来则可能深入到人的身心，将人与机器直接结合。未来会出现上述种种人机结合的新“人”吗？这是科技发展从伦理关系上对人类自我定位提出的全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