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投资领域正在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概括起来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趋势变化。全球投资流量从2016年开始持续下降，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13％，降至1.3万亿美元，这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二是政策变化。各国加强投资安全监管，对外国投资审查更加严格。三是格局变化。我国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日益提升，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为全球第二，存量排名为全球第三。基于此，我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应从5个方面积极参与。

　　加强国际投资政策协调，妥善应对投资安全监管变化

　　2018年约55个经济体推出了至少112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措施，这些措施中有超过1/3是对外国投资施加限制，是20年来的最高数量。这些投资限制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外资审查的范围，二是降低了投资审查的门槛，三是扩展了外国投资的定义。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出台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把监管范围扩大到任何“新兴技术”行业，并且对“新兴技术”的定义非常模糊和宽泛。不仅是美国，其他发达国家也加大了投资安全监管力度，如澳大利亚收紧了电力行业、购买农业用地的审查程序，比利时建立了新的外资筛查机制，法国扩大了关键技术的定义，将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机器人等行业纳入投资安全监管的范围。与此同时，许多东道国政府阻止外国收购项目，2018年有22笔超过5000万美元的跨境并购由于监管或政治原因被撤回，是2017年的两倍，其中有6项是中国企业进行的并购交易。这些新出现的投资审查措施，使得国际投资环境更加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加强国际投资政策协调来减少不确定性。各国加大投资审查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主要的担忧是先进技术外流、民用技术军事化、关键基础设施外资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就此类关切展开国际对话，探讨制定外资审查机制的共同标准，加强这些机制的透明度和合法性。

　　在全球数字经济国际规则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也给经济生活带来了严峻挑战。首先，数字经济所创造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公司和个人手中，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加落后。在最不发达国家，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使用互联网，而在发达国家有五分之四的人使用互联网。非洲和拉丁美洲合起来拥有的主机代管数据中心占世界总数不到5%。这种数字鸿沟如果不加以解决，将加剧现有的收入不平等。其次，数字平台的市场垄断地位加强，数据资源控制权更加集中。数字平台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2017年市值超过1亿美元的平台公司总价值超过7万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了67%。一些全球数字平台在某些领域具有绝对强势的市场地位，例如，谷歌拥有大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而脸书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社交媒体市场。这些数字平台拥有众多用户和数据，更容易利用先发优势击败潜在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全球性的数字平台对数据控制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国家或个人虽然是原始数据提供者，但无法分享数据所产生的价值。再次，数字经济税收分配矛盾突出。数字经济跨国公司的利润征税地与价值创造地严重不匹配。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数字平台的重要市场，其用户对价值和利润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却没有享有适当的征税权。总体来看，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规则几乎仍是空白。

　　因此，积极填补该领域的规则空白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环节。一是推进数字经济实现普惠性。探索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国际援助政策目标，加强在“数字丝绸之路”等若干行动的第三方合作，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补短板”，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实现更公平的数字化利益分享。二是促进数据政策的国际协调。加强政策对话，促进发展中国家充分平等参与，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包容发展原则下寻求数字经济更大的价值创造。充分探讨处理关键议题，特别是数据安全、数据隐私、数据资源控制权等问题，在兼顾公共关切和投资者利益之间寻找适当平衡点。三是推进税收政策国际合作。统一协调，平衡各方税收利益，给予数字交易本地市场和用户所在地更多征税权。充分发挥G20、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机制等跨国平台的功能，加强国际税收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国内数字经济税收研究，维护国家税收利益，提高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制度竞争力和话语权。

　　加快构建与国际规则紧密接轨的跨国投资合规体系

　　随着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境外投资经营合规风险也越发突出，主要有海外腐败风险、环境合规风险、劳工标准合规风险等。合规是我国企业海外经营行稳致远的前提，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快构建跨国投资合规体系十分紧要。首先，在国家层面完善内外统一的企业合规体系。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构建境内境外一致的企业投资经营的合规管理体系，明确企业合规管理内容，制定企业合规管理法律法规。其次，对接和参与国际组织合规制度。充分了解和对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设置的企业合规标准及跨机构制裁协议。与此同时，积极参与新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工作。最后，增强合规管理针对性，规避发达国家长臂管辖风险。深入研究相关国家法律，全面掌握潜在风险点，明确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红线。设置相应对冲机制，在适当时机考虑建立我国的《反海外腐败法》，既规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同时预防长臂管辖风险。

　　探讨涉非投融资国际合作，稳妥参与国际主权债务多边协调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深入发展，我国对非洲投资增长加快。因此，需要就对非投融资和债务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这既是维护我国作为重要债权人权益，也是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话语权的必然选择。第一，探讨涉非投融资的第三方和多方合作，推动部分重大项目多元利益捆绑，以此分散风险并疏解国际舆情压力。第二，推动建立中非债务问题双边磋商机制，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债务管理能力，引导其合理控制债务融资规模。第三，理顺国内对非主权债权管理体系，深入研究巴黎俱乐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处理规则。针对现行国际规则不合理之处，提出改进方案，增强我国在国际债务管理体系的影响力。

　　防止经济活动的中央节点被随意控制和滥用

　　随着全球化经济活动的增多，出现了一些信息汇集的中央节点，加剧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权力不平衡。最具代表性的是金融系统中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这是一个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的国际合作组织，运营着世界级的金融电文网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它与同业交换电文来完成金融交易。目前，200多个国家和地区、11000家金融机构都在使用SWIFT系统，其每年处理的金融交易信息多达65亿条，而且还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趋势。SWIFT创立的本意是让跨境交易更加便利，但是当这种节点出现之后，反而让一些国家获得了两种武器。一种武器是“圆形监狱”，像是一个圆圈状的监狱，中间有一个监视塔，监狱长在这个塔里就可以轻易地监视整个监狱。SWIFT作为一个金融信息中心，犹如中央监视塔，控制者能轻易地掌握和跟踪全球的金融活动。另一种武器叫作“咽喉点”，当大量信息都汇总在一个中央节点，它就成为咽喉要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美国曾让SWIFT停止向伊朗提供金融信息服务，以此对其实施制裁，将伊朗的整个银行系统从国际支付体系中隔绝出去，对其造成灾难性的打击。从这一角度看，全球化并没有让权力分散，反而让权力更加集中。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信息中央节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谁掌握了中央节点，就相当于掌握了影响全球经济的秘密武器。因此，在全球投资治理中，应重视和防范信息节点被武器化，这需要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制定国际规则，通过立法活动或相关治理框架，防止经济活动的中央节点被随意控制和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