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突发事件的淬炼下，广大干部的治理能力得到不断提升，但是，透视社会治理全过程，不难发现当下干部治理能力还存在诸多短板。

　　观大势、谋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是在纷繁复杂的内外环境中能够正确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规律，并基于系统化思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下国内外发展态势日益复杂，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面临着较高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领导干部要想准确判断形势并作出科学决策，亟需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在现实工作中，部分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缺位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作的原则性方面，部分干部党性觉悟不高，没有从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部分干部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遵守作为人民公仆的基本操守，更是丧失了领导干部的原则和底线。第二，工作的系统性方面，部分干部缺乏系统思维，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处理好全局和局部、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有序推进，比如一些干部采用直播带货的方式进行农产品销售，虽然带动了暂时性的地区经济发展，但也出现了监管缺失、可持续性不强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典型的系统性思维不足的表现。第三，工作的预见性方面，部分干部由于自身能力欠缺或不愿作为等个体原因，从而对诸多问题缺乏准确判断，无法作出科学预见。新时代新征程中，党和国家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但是部分干部缺乏对重大挑战的预见能力，更不要说具备化危为机的能力。因此，如何追求长远之效而不是一时之效是干部队伍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第四，工作的创造性方面，部分干部固守传统和惯性思维，夸大个人经验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无法针对新问题提出新思考和新举措。由于组织环境和传统惯例等因素的影响，当下创新理念在公共部门内部很难培养，从而导致不少干部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较为欠缺，这些干部往往仅仅满足于完成日常工作，而缺乏从战略高度主动创新的意愿和能力。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风险化解能力

　　随着我国社会逐渐迈入乌卡时代（VUCA，即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和风险社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一。因此，增强风险意识、提升风险化解能力是当下领导干部提升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从国际局势来看，国际商贸、地缘政治和文化交流等领域中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从国内形势来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风险也不断累积，各类隐患不容忽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局势，领导干部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多年来，多数领导干部在各类风险和危机的应对中形成了较强的应急管理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住疫情，推动我国各行各业复工复产。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依然有部分干部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比较淡薄，风险化解能力也较为欠缺，这成为干部治理能力的一个明显短板。在风险发生之前，部分干部或是因为不正确的政绩观刻意隐瞒潜在风险，或是因为能力所限绕着问题走，任由风险持续蔓延。当风险真正来临时，部分干部极易手脚慌乱、无所作为、随意决策、胡乱作为。风险解决后，部分干部又不积极反省，不认真总结风险防范化解规律，无法从风险危机中提升经验教训。从根本上讲，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这部分干部缺乏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风险感知意识和风险化解能力。

　　为了有效加强领导干部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风险化解能力，需要从战略和战术两个视角进行有针对性的提升。一方面，强化风险意识，深刻把握风险防范的规律，科学预见可能存在的风险，并从战略高度对风险防范作出整体谋划，从而占据战略主动；另一方面，需要掌握应对和化解风险的一系列举措，在防范风险中彰显新时代干部本色。

　　立身之本、成事之要的求真务实能力

　　作为一种工作作风，求真务实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要，也是对领导干部最朴素、最基本的要求。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嘱托，积极从现实出发谋划事业，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但是依然有部分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缺乏科学精神，好高骛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调查研究方面，部分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难题时，首先不是深入调研，理顺问题本质，而是对调研工作先入为主，过度强调自身经验。这种浅尝辄止的调研经常沦为形式主义的“秀场”，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调研，从而导致调研结果浮于表面，实际参考价值极为有限；第二，决策部署方面，部分干部没有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抛之脑后，不管人民群众赞成与否、受益与否，就基于自身经验作出决策部署，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因为私利驱使和方法不当等原因造成决策偏差；第三，政策执行方面，部分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不顾客观环境的影响，忽视权变管理的意义，没有经过务实科学严肃的调研就一味地应付或是机械地推行政策落实，这很可能带来政策执行不畅、运行效果不佳等状况；第四，学习方面，部分干部脱离群众，将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抛之脑后，没有从思想上贴近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求真务实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事业观，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深入调研，科学决策，做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才能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使求真务实在全党全社会蔚然成风。

　　勇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干事创业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当前各项重大发展任务正值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如何有效调动和激发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当前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在现实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现象依然存在。第一，部分干部存在惯性思维，在工作中过度依赖以往经验，墨守成规，循规蹈矩，不求创新。同时，他们奉行“不做不错”的为官之道，不思进取的工作作风泛滥，把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当成风险，宁愿平庸，也不愿承担风险。第二，部分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不讲工作原则，不愿得罪人，过度强调组织“和气”，对出现的问题采取漠视或息事宁人的态度，也不愿就工作上的苗头现象或行为建言，提出批评和建议，更不愿意在工作中积极主动，信奉“棒打出头鸟”的错误观念。长此以往，这种讲究“和气”的工作氛围无疑会导致部分领导干部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第三，部分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采用“反向避责”的工作方式避免干事创业所带来的风险。“反向避责”是指由下级领导干部发起，主动向上级移交部分职权（往往是决策权），伴随与之相关的责任也一并上移的现象。在现实工作中，部分干部缺少干事创业的勇气，一旦遇事就退缩，不管问题是否严重、事项是否重要，一律打着请示汇报的旗号“甩锅”给领导，使自己处于风险“漩涡”的外围。第四，部分干部在工作中经常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特别是在决策拍板时，既想有所作为，又怕承担风险；既想创新工作方式，又怕上级领导追责；既想积极建言，又怕得罪领导。长此以往，最终只能导致其工作平庸、落入俗套。

　　归根结底，一些干部的干事创业能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其工作能力欠缺，公共服务动机不足。如何从系统化、平台化的思维鼓励广大干部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是当下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

　　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这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法治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但是，部分干部在这方面的能力短板明显。第一，部分领导干部内心仍然痴迷于“人治”，法治意识薄弱，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知法犯法的现象层出不穷，在他们看来，法律程序较为僵化，无法有效快速地解决问题，不如“人治”那样灵活应变、高效及时。同时，他们也会认为通过“人治”可以彰显自己的权威，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第二，部分干部缺乏必要的法律素养，他们认为业务工作为“实”，而法治工作为“虚”，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法治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在内心深处也缺乏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法律知识的考核，部分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亟待提升。第三，法治监督体系不完善，监督不到位，来自社会多方的监督缺位，对干部的震慑力不足，影响了监督效能。

　　从根本上讲，由于监督体系的不完善、法治意识的薄弱以及法律素养的缺乏，当下一些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不高，短板明显。因此，亟须从体系完善、意识培育和素养提升等方面着手，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水平。

　　新时代岗位胜任基本素养

　　新时代，对领导干部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比如，伴随着信息技术快速深嵌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特别是以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算法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并逐步成熟，当下社会治理的基本范式和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呼唤广大干部要积极学习各类人工智能技术，综合运用大数据、智能算法、融媒体等推动业务工作创新发展。虽然技术运用能够给工作带来诸多便利，但是在提升技术运用能力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部分干部没有树立学习新技术的理念，一直固守传统的工作经验和方式，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与自身工作关联性不大，没有在工作中使用新技术的意愿。另一方面，相应的技术能力培训较为滞后，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较快，但是相应的培训体系尚不完备，尚未按照干部的技术需求安排合适的培训内容，从而形成技术培训跟不上技术发展速度的局面，导致广大干部难以运用新技术实施精细化管理服务。

　　再如，干部下沉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作模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工作中，部分干部下沉一线，如果没有相当的工作能力很难挑起基层工作的重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批干部下沉一线，其中有一些下沉干部面临纷繁复杂的一线工作时手足无措，难掩不适，无法高效快速地解决问题，反而成为基层的一种负担。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不断提升广大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双聘研究员，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陈鼎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