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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赋予雨花英烈精神内涵

来源:南京日报
2021-04-28 07:01

  原标题:马克思主义赋予雨花英烈精神内涵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编者按

  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是大多数革命精神的共性,雨花英烈精神的独特性体现在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上,敢于为共产主义信仰献身。为什么那么多社会精英人士,本可以享受衣食无忧的舒适生活,却依然选择舍身为民的革命道路?雨花英烈中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者所占比例很高,甚至不少有留学经历,和以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出身为主的革命者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那么多正值青春年华的雨花英烈,在面对生与死的选择时,愿意舍弃自己年轻的生命?请看专家学者的解答。

  ●不少雨花英烈完全可以有比较舒适的生活,但他们选的却是一条牺牲自己、成就革命、一心为国的道路。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五个字足以概括:信仰的力量。

  雨花英烈大多数都是城市中的大学生、教授、律师等,他们基本上属于吃穿不愁、社会地位较高的那一群人,这就颠覆了我们以往研究中的“革命教条”。我们一般认为“穷才思变”,吃不饱了才会走上叛逆的道路,才会奋力一搏,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农民起义也是这样。但是雨花英烈明显不是,如果选择不反抗,他们完全可以有比较舒适的生活,甚至还可以选择与敌人合作,升官或者发财。但他们选的却是一条牺牲自己、成就革命、一心为国的道路。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五个字足以概括:信仰的力量。

  雨花英烈精神的思想源头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旗帜和政治灵魂,雨花英烈精神的内涵,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赋予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锤炼成就的。

  人类解放的崇高追求,塑造了雨花英烈为了理想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它让马克思主义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进而让这一理论和它所引领的实践充满崇高。与马克思同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必定有同样的心理活动和思想特质。

  在马克思故乡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雨花台烈士许包野,1934年担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时,为当地的一份反帝救国刊物《鹭涛》报起草过一篇发刊宣言,其中写道:“时代的险崖在我们的面前耸立着:现在我们已踏进了这险崖的境域,而且正站在它的尖端……鹭涛所需要的,不是醇酒美女、洋楼汽车,而是电一般的巨大和太阳般的鲜血,以这样的力和血去换取出路,换取自由。”这样的内心情感与他在革命中的负重前行和慷慨献身,产生了精神上的联系。许包野1920年出国留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中国革命艰难前行的那段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1935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南京英勇牺牲。由于长期隐姓埋名为党工作,自1931年他离开家乡告别亲人去厦门工作,到1985年党和政府找到他的行踪并在两年后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他的姓名和事迹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为人知,他本人和家庭没有因为他的付出而获得世俗眼中的“利益”和“慰藉”。

  1933年4月,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黄励在上海法租界住所被捕。在法庭上,面对叛徒指认和法官劝降,她说:“我黄励绝不贪生怕死,不要用什么自由、职位来引诱我。我们共产党人正是为了自由、为了解放全人类而起来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用生命去换取,任何的压迫、利诱都见鬼去吧!”雨花英烈中的每一个人都像许包野、黄励一样,为实现多数人的解放,放弃个人利益和幸福,最终用牺牲殉祭自己心中理想。

  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赋予了雨花英烈舍己为公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等等。这些着眼于劳苦大众幸福的理论和设想,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着人性的温度和实际的价值,进而让秉持这一科学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它作为奋斗的目标和人生的追求。

  雨花台烈士冷少农在回复母亲要他关心照顾家庭的来信时说:“我想使他们(穷人)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做。”正是这种价值追求,让共产党人把参加革命与完善自身、造福人民与实现自我高度一致起来,而无憾于个人为之的所有付出乃至极为年轻的生命。牺牲时仅16岁的雨花台烈士袁咨桐,被捕后给营救他的二哥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道:“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的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寥寥数语告诉人们,“为公”,就是雨花英烈判断价值、决定取舍的心理基础和行为特征。

  1934年初,担任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的郭纲琳被捕入狱,她父亲请来的国民党中央民训部视察专员劝说她:“现在不少人都登报悔过了,出来了……你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自行断送,又有谁能记得你呢?”郭纲琳的回答是:“革命者的青春是美好的,我早已将她献给了伟大的祖国。我并不希望人们记起我、说起我,我只希望他们朝着自由幸福的道路上前进,朝着祖国独立的道路上前进!”最后,这位坚强的革命女性,在监狱中留下一枚刻有“永是勇士”的铜板英勇就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中这段宣示无产阶级政党无私品格的名句,被雨花英烈的奋不顾身和勇敢决绝诠释得透彻鲜亮。

  理想必成的光明前景,成就了雨花英烈恪守主义以身相殉的强大内心

  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揭示了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历史铁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同,是对社会主义必定胜利、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信心。“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赋予了党的事业和共产党人个体生命以特殊的价值和重大的意义,让党的成员把自己的生命与理想的实现融为一体,并生发出以身相许、虽死不悔的深厚情感和坚定意志。

  1927年12月12日,后来成为雨花台烈士、当时为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曾对身边的一位年轻战友说过这样一席话:“要有决心干30年革命,那时你才50岁,接着再搞30年建设,你不过80岁。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此时此刻,广州起义到了极为危急的关头,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于当日英勇牺牲,起义失败已难以避免,经历了南昌起义失败的恽代英的这段内心表白,既生动反映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更真实展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和美妙前景对共产党人强健内心形成的强大驱动力和感召力。

  在理想必成的引领下,雨花英烈们无惧艰险、临难不惧,前赴后继,英勇斗争:1927年到1934年7年间,遭受8次严重破坏而前仆后继、战斗不止的中共南京党组织;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白色恐怖下在江淮之间坚持斗争、做出重大牺牲的中共长淮特委;邓中夏、罗登贤、谢文锦、孙津川、黄瑞生、李济平、李耘生、顾衡等大革命失败后担任过江苏、南京党组织负责人的党的骨干,等等。他们都是在革命最需要、形势最危急的关头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昭示了对中国革命必胜前途的坚定信念。

  1928年牺牲在雨花台的共青团江苏省巡视员史砚芬,在临刑前给弟弟妹妹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这是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的经典表达,也是来自历史深处关于雨花英烈为什么能够笑对生死、甘洒热血的一个答案。

  (作者为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

  雨花英烈精神的四重当代价值

  □ 张家芳

  ●雨花英烈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本原因是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为了完成“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使命,他们经受住了对各种利益考验、各种严刑拷打,初心至死不变。

  雨花英烈精神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高度凝练。党性有很多种解读,但无论从哪个方向上去解读,都离不开这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础部分,指一个政党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里最重要的是它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为什么人服务。第二个层次是具体要求,指一个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纪律和作风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在革命征程中,在牢房绝地中,雨花英烈用生命书写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指出:“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可以说,雨花英烈将共产党人的党性体现到了极致,并推向了最高峰。

  党性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雨花英烈与敌人进行着殊死斗争,雨花英烈精神集中体现为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乃至生命。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生命,是特殊紧急情况下的特殊需要,更多的则是要求共产党人在工作、学习、社会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根据雨花英烈的英勇事迹与精神内涵,其时代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宗旨教育价值,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雨花英烈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本原因是对于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面对母亲的误会,红色特工冷少龙在家信中写道:“我要做的就是让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事情做”。邓中夏、高文华等放弃高薪职位、投身革命运动,同样是为了“使天下穷苦人将来吃饱穿暖的事”。“为民”二字反复出现在雨花英烈的家信、诗歌、文章之中。他们选择革命道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甄别和比较,最终才选择了坚持人民立场的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使命,他们经受住了对各种利益考验、各种严刑拷打,初心至死不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们的价值追寻,同样也是任一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宗旨的必然要求。

  二是榜样示范价值,指引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率先垂范、勇于担当。在雨花英烈投身革命的过程中,上下级的传承关系、师生间的传承关系非常显著。他们中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候补委员、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区委书记……还有许多党(团)支部书记。在风雨如晦、危机四伏的战争年代,他们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同志。遇到险境,他们冲在前面。必须撤退时,往往留在最后一批。而一旦暴露身份,又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以保存革命力量。他们培养、关心、爱护同志,推动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他们的率先垂范作用,带动了党员骨干,影响了爱国青年,甚至感化了敌营中的进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正人先正己”、强调党员干部的身教示范,殷切之心溢于言表。

  三是镜鉴警示价值,鞭策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严格自律、清白干净。雨花英烈绝大多数都是地下工作者,往往用化名开展工作,独自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之中。在那个特殊年代,靠的不是组织的监管,更多的是靠自律。许楚光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一位富商,“出门花天酒地”是工作需要,而进门则是咸菜馒头,把生活需求压到了最低点。他们中有毁家纾难的富家子弟,有拒收贿赂的廉政典范,有深谙廉洁关乎人心向背的工运领袖,还有厌恶“五子登科”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正如恽代英所言,“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惟靠我自己。”当社会上多数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时,正是他们的选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拯救了中国的命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呈现多元化态势,民众愈发关注经济关系。当我们抱怨环境抱怨他人时,雨花英烈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反照自身的镜子。

  四是感召励志价值,鼓舞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不畏艰难、勇于奋进。雨花英烈是在茫茫黑夜之中遥望光明,他们十分相信“终有一日会偿了我们的夙愿的”,对于所选择的道路,他们抱着必胜的信念。在刑场上,他们淡定从容,“引颈而待”,因为他们知道,“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事实证明雨花英烈的判断与选择是正确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矢志继承烈士遗志,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而今,他们追求的事业正在不断壮大,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们用生命追寻的目标。当然,在前进的征程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斗争,甚至是“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雨花英烈遇到的那样艰巨。雨花英烈坚信“我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并用行动昭示、激励我们,越是艰难越要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勇于砥砺前行、敢于担当作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对雨花英烈最大的告慰。

  (作者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雨花英烈精神的核心

  是“信仰至上”

  □ 王兵

  ●在旧中国,若仅存个人追求,普遍高学历的雨花英烈完全可以用学历换取功名利禄,享受衣食无忧的舒适生活。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舍身为民的革命道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这种力量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

  雨花英烈绝大多数是社会精英人士,拥有着优裕的家境,受到过高等教育,不乏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十多个名牌高校的高材生,有的还留洋海外。如恽代英出身书香门第,是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的高材生;邓中夏出身官宦家庭,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大学;许包野出身华侨商人家庭,留学法德奥等国并获博士学位,通晓7国语言;施滉烈士系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

  在旧中国,若仅存个人追求,普遍高学历的雨花英烈完全可以用学历换取功名利禄,享受衣食无忧的舒适生活。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舍身为民的革命道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这种力量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这样一种信仰是如何生成的?为什么这样的精英群体能始终忠诚于他们的信仰,在面对生与死的抉择上,敢于为共产主义信仰献身?

  首要的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毕生使命。雨花英烈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幸福。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亡国灭种”危机不断加深,面对人民疾苦和国难日益深重,面对国民党政府无能退让妥协,他们首先记住的是要救亡图存,抵御强敌入侵,建设富强统一的国家,捍卫民族尊严。他们深知,家国是一体的,没有国就没有家。为何是深知?恰恰因为他们是社会精英,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深切意识到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心系百姓、造福苍生。可以说,爱国主义情怀正是雨花英烈选择舍小家为大家,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的重要原因。1917年,22岁的恽代英在《我之人生观》中提出,人生之目的在于“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的人生观思想。吕惠生烈士平静而坚定地说:“我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受了社会高深教养的知识分子。当这样国家民族空前困难,且是国家民族空前转变的时候,将要扬弃一切坏的东西,变成一个崭新的万世幸福光明的局面的时候,在这时候,我能不尽心竭力地担负起我人民一分子的历史使命吗?我是一定要担负起来的。”史砚芬烈士在绝笔信中写道:“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

  其次是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并在理论和实践互动中达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如果说爱国主义情怀更多是情感的话,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笃信是更为关键的一步。仔细研究雨花英烈群体可以看到,这些高学历、家境富的人士在救国道路上,达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大多有一个比较选择和最终确立的过程。他们在执着追求科学真理和信仰的过程中,经历了对各种“主义”的对比和实践,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生信仰的“光明之灯”。例如,恽代英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团,并在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后放弃这些思想,最后在深入学习、研究、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后坚定信仰。再如,作为清华大学高材生和学生领袖的施滉在留学美国时,曾对国内形势以及国共两党做了客观的比较和分析,认为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敢于斗争,革命彻底,“不仅彻底反帝反封建,还同情和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要解放全人类”。为此,他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在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之时,回到祖国开展革命工作。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路径和光明前景,成为雨花英烈心中不可动摇的崇高信仰和指路明灯。他们甘愿用生命去实践、去坚守这份信仰,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良知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他们用这信仰指导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在生死考验面前,毅然选择走向牺牲,成就了一个“可爱的中国”。

  再次是怀有崇高的价值追求,在坚守信仰中保持精神生命永恒性。人的生命包含三重属性: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自然生命主要关注人得以存活,社会生命关注人对社会的影响力,精神生命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存在。作为精英的雨花英烈群体,正是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和优裕的家境,使得他们在这三重生命的关注上,并不仅仅去尽力延伸自然生命的长度,而是竭力拓展社会生命的宽度,更要去奋力提升精神生命的高度,从而享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特别是被捕后,面临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抉择时,义无反顾地选择精神生命。这也正是雨花英烈精神的独特性,他们超越了世俗人的追求,是他们笑对死亡的重要原因。邓中夏烈士在信中遗言:“就是烧成灰,我邓中夏也是共产党员!”高文华烈士在狱中写给父亲的信:“我们虽然苦,但我们的良心没有受罪。我们虽然苦,我们依旧有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的愉快。总之,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呀!”胡秉铎烈士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信中也写道:“因事被警察厅下狱了,儿已失去自由,望家中不必挂念,干革命总是要有死难的,为布尔什维克而死,虽死犹生。”高文华烈士书写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愉快”,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信仰,相信它能指引人民实现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

  (作者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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