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保护创新的格局与思维

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新闻发布会，突显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两大亮点。本文认为，进入新时代，面临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新局面，我国经济正在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凸显保护知识产权，尤其是保护企业家的重要性。人民法院是法治的要津，居于主导地位。司法者更需认清形势，转变观念，提升眼界，以便更好地担负起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

一、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基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根本变革，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建私权制度。其中，作为私权制度之一的知识产权法律，既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也是激励创新的重要保障。对此，中央有完整准确的表述。习近平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当前，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成型。另一方面，以民法典为统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也日臻健全与完善。这就为中国经济转型，为以创新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可靠的法律保障。针对这一情况，知识产权司法也面临转变观念，构建新格局，重塑思维方式的选择。

首先，帮助全体国民树立对市场经济的信心，是人民法院的时代使命。近年来，坊间曾出现民营经济退场，恢复计划经济的言论。虽然话语寥寥，但影响广泛而长远。对私有经济从业者造成巨大的压力，对市场经济产生了疑虑。如若不及时消除其影响，势必对经济发展带来困扰。市场经济就是交换经济。交易是创造财产的工具，也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无论生产力何种水平，普遍实行市场经济。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近40年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违反自然法则，违背经济规律。恢复计划经济，必然再次把中国带入困境。我国宪法明确指出，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长期努力建成的社会主义法律，特别是民法典，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法律体系。没有市场经济，我国庞大的法律体系以及私权制度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法治理念告诉我们，人民法院负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稳定公众对市场经济的信心的不可推卸的主导作用。

其次，司法有责任以国家的名义为社会树立起科学的知识产权观。众所周知，财产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四五千年前的古巴比伦，到纪元前的罗马，日臻成熟的财产法律数千年世袭罔替。但是，知识财产制度，直到大约400年前才出现。一方面，作为财产，知识产权和历史上一切财产一样，其本质都是可以享用、支配和锱铢计量，并可以用来交易的利益，或曰“好处”。所以，它顺理成章地进入财产制度的序列。这是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的共性。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却既不能通过“合并同类项”并入“物权”体系，也无法被并入“债权”之列，只能另立门户，成为和物权、债权比肩相邻的新型财产，它生产财富的手段和其他财产截然不同。其他财产产生的手段或前提，要么基于物品，法律上称作“物”；要么基于特定的行为，法律上称之为“债”。创造知识财产的手段是“知识”。“知识”是来自精神世界，而表达于物质世界的创造成果。这是知识产权的个性。传统理论通常因袭洛克以来的劳动学说，把知识、物品等人造对象的成因统归于劳动。但事实上，按照劳动理论和劳动价值学说已经无法解释“知识”的创造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因此，出现了创造观点。按照创造观，创造是不同于劳动的人类活动。创造成果的价值与完成该成果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无关。这个思想，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有确切的反映。该报告把创造和劳动并列，明确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是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循名责实，假以深究，就会发现，在财富生产的链条中，创造处于劳动的上端。而且，从二者的关联看，是主从关系，创造是劳动的主导。是创造决定了劳动的方式和有无，是创造决定了物品的样式和“物权”的面貌，而不是相反。上述认识，反映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也证实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总之，关于创造的观点，是对传统经济学说、财产理论的突破和重大贡献。这一认识，构成科学知识产权观的精髓和基础。决定了知识产权是名副其实的第一财产权，并在财产体系中具有先在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创造观点是知识产权制度设计和法律实践的指南。

再次，知识产权司法要牢牢把握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理性审理法律纠纷。知识产权司法的直接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终极目标是促进经济繁荣。二者之间，前者是手段、是“末”，后者是目标、是“本”。司法工作应当有大局意识，分清手段和目标，摆正二者之间的关系，切不可“本”“末”倒置。牢牢把握司法的大方向，一以贯之地秉持司法的宗旨。既要有科学的精神，尤其是科学的知识产权观，又要有务实的态度。这个实，就是经济现实。司法不是只看条文，对号入座，真空作业。必须关注市场、关注社会、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大局。当前，国家压倒一切的大局，就是中央高度关注的“六保”“六稳”，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中，“六保”是前提，“六稳”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唯有全面保障“六保”，才能实现“六稳”。对知识产权司法而言，大局意识，就是在审理每一个案件中贯彻大局意识。力戒刻板、生硬地搬用法律条文。法律文本是抽象的，实践才是鲜活具体的。司法是对条文的诠释。诠释需要眼界，既要关注细节，又要有大局观，懂得“度势行法”。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国家经济的大厦，是靠一砖一瓦、一针一线的积累而成。成败决于细节。每一个案件的结果，都会影响这座大厦的安危。因此，裁决案件，应当举棋三思，要衡量是与非、得与失。衡量其后果是什么，是有利于巩固这座大厦，还是损害、摧毁它。对中央念兹在兹的居民就业、基本民生、市场主体、国家税收、经济繁荣、未来发展，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是增加，还是减损了社会财富。大局观，决非抽象的观念，而是可以用真金白银具体衡量的财富。脱离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具体标准，脱离了根本的是非与大局，中国经济的大厦就会土崩瓦解。因此，细节之中看大局，丢弃大局观，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知识产权立法，是对市场经济法律基础设施的文本设计。知识产权司法地位举足轻重，是对文本设计的诠释、施工和验收。我国知识产权司法方向正确，成就伟大。但是，面对未来，仍任重道远。

二、保护企业家就是保护创新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还释放了重视保护企业家的重要理念。为了讲清楚这个道理，先弄清企业是什么。

对企业的性质，曾出现过不同的理论，罗纳德·H. 科斯的“成本”和“指令”理论被经济学奉为经典。他认为，在一个没有企业的经济体系中，伴随技术进步，分工日益细密，如果放任完全的市场机制，所有交易，所有的资源配置，都通过要素之间订立合约来进行。经济主体彼此提供的服务也均由合约规定。这就需要大量的合约安排。而建立在合约基础上的所有要素的支配都要服从各个主体的支配。这中间没有任何指令性行为，而指令的效率要高于协商，成本则低于协商。因此，生产要素的成本、销售的成本，以及各个环节订立合约的成本，这种纯市场机制的成本，是高昂的。如果建立一个机制，在该机制内部，用一个契约替代了一系列契约，从而取得原合约各方的权利，生产要素之间的市场议价被取消，由原来的多元决策改为集中管理，取而代之的是行政决策指令。这种机制，大大节约了成本。众所周知，降低成本，是经济活动的帝王信条。这种机制，就是企业。企业的出现，大大减少了合约安排，企业可以集中精力，思考如何通过行政决策，经营权力，对被集中起来的资源进行科学的配置。当购买服务和劳动取代了购买物品，资源配置的权力就被集中在买方手里时，企业就产生了。可见，企业，相对于完全的市场体系，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于是，在工业社会，企业如雨后春笋，燎原而生。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物质与精神产品生产创新、经营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保障就业、保障民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进而，形成了企业之间的更高层次，更为激烈的竞争。可见，企业是近代市场经济的产物。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企业。没有企业也无法形成现代经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涌现出数以千万计的企业群体，形成了我国经济的坚实基础，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为什么要保护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的当家人。企业是有生命力的经济体，是集技术创新、组织生产、商品制造、人事、劳动、物品、财务、内部管理、外部经营、政府事务、国际贸易、法律等要素于一身，并对各种要素的复杂组合持续的精心构思，不断提出新配置的经济组织。这使企业成为人类社会要素最多元、最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复合体。在激流澎湃、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一切技术、生产、管理、资源调度、经营决策，以及商业模式的选择，商业机会的捕捉，甚至对国际关系的走向认知，都需要做出判断、抉择。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知识、智慧、经验、胆识和担当，都伴随着“激烈的头脑风暴”和“复杂的思想加工”，都意味着创新。而创新是现代经济的根本特征。创新，决定企业的发展和生死存亡。这种事关企业命运根本抉择的“军国大事”，决策者不是技术发明家，不是劳动生产者，不是长袖善舞的营销人，而是能够整合上述要素的集大成者——企业家。本文之所以强调司法要重视保护企业家，是因为企业家是最主要的创新主体，是企业的大脑。真正的企业家，是企业的思考者、设计师、建筑师，是殚心竭虑、运筹帷幄的创新大师，是企业命运的当家人。同时，企业家还是企业文化的设计和倡导者。马克思尤其重视创新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次提出生产方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变革生产方法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在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企业家对创新的独特作用。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企业的中枢与灵魂，是社会菁英。中国初建市场经济，我们的企业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是“珍稀物种”。毋庸置疑，保护企业家就是保护创新，就是保护生产力。司法对企业家的保护，格外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