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社会学

虽然世界的主流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但局部冲突与摩擦并未间断。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之间的摩擦目前还止于经济领域、科技领域、国际政治领域、外交领域，但未来不排除发生更大范围内摩擦的可能性。正如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所指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古人也曾告诫我们：“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军事涉及整个社会系统，不仅仅是军人的事情，也不仅仅关涉战略战术、武器装备、部队编成、士兵训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能置之度外。

社会需要催生学科发展动力

论及人文社会科学在军事领域中的研究和应用，《菊与刀》不能不被提及。二战后期，胜利的天平已经向盟国倾斜。美国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制定战后的对日政策，如何有效地管治日本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领受了这项任务，并于1946年出版了《菊与刀》。此后，在推崇实用主义的美国，各类社会科学关于军事和战争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其中，军事社会学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

军事社会学是指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对社会系统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以及军队与其他系统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从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上来看，军事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战争、军队和军人三个方面。从研究视角上看，它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基础性的研究，即军事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军队各级组织对战争与和平、国防事业的态度，社会与军队之间、民间机构与军事机构之间、具体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二是将军队看作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研究其各种社会性活动的共同问题（军队社会性活动领域，军人的劳动活动、日常生活和闲暇活动等）；研究军队内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军人集体、军人不同职业类别、不同兵种人员、军人家属等）；研究军人个性（士兵、各类军事专家、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头面人物、人际关系等）。三是主要研究军队社会的现实情况，即各类军人的行为、劳动以及精神生活（理论意识和日常意识、社会自我表现、情绪、处境状况等）。

1965年，军人出身的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H.科茨和罗兰·J. 佩里格林从美国的社会情况、民族心理、军队编制体制出发，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美国的军事制度，出版了《军事社会学：对美国军事机构和军事生活的研究》一书，确立了20世纪中期军事社会学知识发展的基线。这本书的主题包括介绍美国军事社会学、美国军事机构和美国公众的作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社会学话题，如官僚主义、专业精神、少数群体、分层和军事生活等，标志着军事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美国正式形成。此后又有诸多经典之作问世，如Samuel A. Stouffer等人的《二战社会心理研究：美国军人》（1949—1950）。在这本书中，Stouffer等将社会学理论运用于美国军人的态度研究，通过访谈、问卷等方式对50万美国军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美国军人的态度与其所属的社会阶层和组织息息相关。还有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文职人员与军队关系的理论与政治》（1957），在这部著作里，这位后来因文明冲突说而名声大噪的学者提出了文职人员“客观掌权”的理论（theory of 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作者认为军人职业化是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而与之相对的则是主观控制（subjective control），即在法律和制度上限制军队的自主性。

Morris Janowitz的《职业军人：一幅社会政治的画像》 （1960），也是一部探讨文职人员与军方关系的著作。Janowitz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军人职业生涯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今文职人员与军队关系的处理仍有许多可以借鉴参考的东西。在此之后，美国西北大学的军事社会学家Moskos在1970年出版了《美国士兵》（American Enlisted Man）一书，他的“士兵”的含义相当于Janowitz的“职业军人”。Moskos自己也曾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且他得以与驻德国、韩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越南的美国军人进行访谈，对“士兵文化”、士兵政治态度以及士兵与美国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Moskos在战争期间观察了世界各地的美军，尤其是越南战场上的美军。他从媒体报道、军事组织、征兵文化、海外服务、种族关系、越南的士兵行为和军事机构等方面记述了美国公众对士兵的看法。之后，他又先后发表了《军人——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从军之路》（the Army Way）、《斗争与成功》等著作，被称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军事社会学家”。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也出现了第一本这方面的教科书：Coates and Pellegrin 编的《军事社会学：美国军事机构和军事生活研究》（1965）。

深度关涉社会系统

纵观美国军事社会学研究，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重视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如研究退伍军人的社会生活，研究军队组织关系、组织凝聚力，试图为军方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第二，重视运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第三，研究人员来源广泛，既有军方研究人员，也有军方委托项目，还有一些大学教授自主地开展军事社会学研究。

以军队研究为例，目前美国关于军队的两个研究热点是军队的组织和文化、军队和更大社会的交汇，分析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涵盖了从管理、维持和平到士兵和平民对国防事务的态度等各种活动，并在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上取得很多成果。相关研究认为军队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既有它的独立性又与社会密不可分，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社会同军队一样几乎全部参与了战争。社会精英通过使用符号来控制社会的态度、士气和公众关系来管理暴力。内部暴力是国家权力的来源，生产为战争做准备，科学和技术是指南针。尽管军队是一个独立机构，但是它会去自我调整、适应社会的任何一次重大变化。

MacLean和Elder在 2007年发表了Military Service in the Life Course，研究了二战退伍军人和他们的生活，重点关注了四个方面：犯罪职业、婚姻状况、健康和社会经济状况。这篇文章开辟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在军事社会学领域的应用。在此之后，在军队服役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成为美国军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话题。

Makridisa和 Hirsch对美国2005—2018年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退伍军人（不分性别）收入与没有参军经历的人相似；退伍军人集中在平均就业人数和实际收入增长都低于其他职业的领域，多居住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较低且增长速度较慢的大都市地区；退伍军人获得正规教育投资（如读大学）的回报比非退伍军人低；退伍军人通常依靠专业技能获得收益，但是却低于非退伍军人。

时代需要军事社会学

美国军事社会学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吉登斯在《社会学理论与现代社会学》（1987）一书中论及社会学发展的九种趋势时，曾谈到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与军事力量及其所卷入的战争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军事与战争本应就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之中。在我国，军事社会学始终处于边缘地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军事社会学研究与我国的强军目标及现状很不相称，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说，军队作为保家卫国的武装力量，其对保密性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对于普通学者来说，这个研究对象并不容易接近；而拥有军人背景的研究者却因为没有经过系统化的训练，很难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其次，社会学在我国是一个“舶来”的学科，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还处于翻译引进与研究并重阶段。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军队建设的道路也不一样，中国的军队及相关的军事制度、军事生活都具有十分典型的中国特色。如果将西方军事社学的概念、理论和策略简单粗暴地拿来使用，学者容易浅尝辄止，甚至得出误导性结论。但事实上，军事社会学的很多研究方法不失为好的参考，比如生命历程研究范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家就曾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如今这一目标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军事社会学也不例外。人民军队从创建那一天开始，她的目标、任务、制度、作风就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因此在借鉴“他山之石”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社会学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这是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高雅、郭星华，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