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中国人口科学的沉思

学问与学术

传统人口学是数量科学，其生存与发展有赖于数据的支撑和分析。然而，值得提醒的是，倘若数据不可靠、方法不适用，焉能科学分析、深度研究？恐怕是事与愿违、事倍功半了。

年青一代学者习惯用回归分析抑或各种实证模型、计量方法来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若强相关，则欣然；若弱相关，则黯然。可谓是一强一弱、或高或低总关情。有些论文通篇问题不彰、逻辑不明，也缺乏思想，要说什么“发现”，那也是计算机和模型运转的结果，结论无非是相关与否以及显著性高低。这好比一棵枝繁叶茂的果树却不见什么“果实”。写文章是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冗长，所见尽是复杂性迷雾。常识性的判断又何须千言万论！文章易求，慧见难得。某种意义上，人口学存在着“虚假繁荣”，成果之学术意义和政策价值非常有限。科学研究精神的本质应该是自由探索、大道至简、求真务实，在复杂的事物中找到那个简单的本质、清晰的逻辑以及问题的真相。遗憾的是，看多了格式相似的文献、路径相同的研究，结论大同小异，无甚新意，不看也罢。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谈不上，更不必说成一家之言的高境界了，就不免让人怀疑起此类学术的意义和价值来。或许可以说，就是有学术无学问、有方法无想法。

应该深知，定性研究是基础和前提，好的定性研究才能让人感受到学术分量与思想光芒。从提问和假设出发，经过一番反思式与批判式思维、讨论性与建设性研究，深入追问，逻辑跟进，总结时再回归理性的思考，这才是科学研究该有的路径。中国人口学研究一定要扎根自己的国情乡土，关怀人民群众，倡导家国情怀和人道主义。1000多年前北宋理学大家张载的四句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出了学人的使命担当。笔者对学问的理解是学从问来，做致用之学，为人民而问。学问是道，学术是术，现代学术似乎走进了象牙塔，迷失于不知真假的数据海洋和难辨方向的方法迷宫，却少见文以载道的人文关怀。如果人口学走近人学，多点问题意识，多点理性思考，多点家国情怀，那就更好了。

人口预测与人口预见

人口学本体是人口统计学抑或数理人口学，但过于偏重数据（且不说数据是否可靠准确），也有忽视人口主体性（人）、见数不见人的风险。马克思曾经批评过这是没有意义的人口抽象，人口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特征或者说社会属性。人口预测可以参考，但不能作为预见来对待。

预测也可以说是“数据游戏”，奥妙在于假定参数的选取，一般分高、中、低三个方案或者若干方案，结果是公式自动给出的。但是预测往往是遗憾的工作，成功的预测难以期待，未来充满不确定性。预测的初心是从不确定性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因此预测不是预见，而是对事物发展趋势基于数据的一种推测和估算。预测研究只有在比较鉴别中才能看出道理，分出高下。所以，在同类研究中，必须发现过往研究的不足，凸显本研究的优长，或者方法抑或数据和观点。

越是长远的预测，失真的风险越大，因为变数太多，也就越是不能精准把握。所以，预测研究是最不容易做好同时也是最容易让研究者沮丧的。预测研究风险在于让计算机和预测公式替人脑来思考未来的大趋势，但计算结果和科学结论之间却是一步之遥、咫尺天涯。须知人口系统是开放的也是动态的，静态的参数预设无法约束隐秘的不确定未来，充其量描绘的只是虚拟的情景而已。例如，研究设定在预测期前20年过后总和生育率（TFR）降为A水平（方案1）或者B水平（方案2），并维持这一水平至预测期末。也就是说，有二三十年TFR设定为恒值不再变化，这可能吗？变量成常量，这是长期预测难以克服的痼疾！所以人口预测是有一些预设假定和约束条件的，愈是长远的人口预测，愈是只能理解为方向性和趋势性推测，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因为其披着科学的外衣而盲目接受。然而，我们需要预测，也需要预言和预见。如果说成功的人口预测是基于数据的可靠、参数的精准和方法的适用，那么成功的人口预见是基于对人口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把握，需要智慧和洞见。我们固然要参考人口预测的数量结果，但不能过于依赖它。应重视智者的预言预见，既要增强人口预测的科学性，提高人口预见的准确性，也要提高人口科学的预见性功能和解释性功能，才能更好发挥其经世济民的作用，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

以人为本与以数为本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口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中国与其说需要树立人口总量意识，不如说是树立人口结构意识、生态意识和力量意识。人口问题的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而且是人口生态平衡发展的问题。

人们常用“冰山一角”来诠释问题的浅表和深层、显性和隐性、局部与整体的关联。我们要关注“海平面”下深度深层深刻的人口问题，即人口的结构、关系和功能问题。人口结构包括了性别年龄结构、人口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和职业结构，还有人口的民族结构或者族裔构成。人口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赡养关系、亲子关系、代际关系、代内关系等人口的社会生态关系，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的功能是指人口的社会价值、正面影响力和积极的作用，包括了人口的创造力、生产力、竞争力、战斗力、威慑力、服务力和支撑力等的强弱和转化。人口红利并非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人口负担比相对较轻的所谓黄金人口年龄结构（实际上是“人口机会窗口”），而是相得益彰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所以，人口红利可能会衰退，但只要有人口的更替和成长，就会有人口红利的产生。

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人口学的伦理志向。见数又见人，要见人的什么？质言之，人权、人道、人情与人心，以及人的健康技能素养、文化知识素养和伦理道德素养，尤其是骨子里的民族精神。在人口科学本土化发展中，需要倡导厚德自强的中国精神，挖掘奋发向上的中国力量，创造文化领航的中国气象。以人为本、以数为衡是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方法论，要以人的全面发展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全方位增进人民的福祉，这是人文人口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追求“幸福GDP”的增长，推动社会“共建共融共享”应该成为少子老龄化时代的共识和强音。

（穆光宗，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