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球生态困局中的路径选择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地球的生态系统日渐承受着人类的过度开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最终地球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馈给人类。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最为直观的形式给人类拉响了警报，它不仅夺去了大量的生命，还以极强的传播力限制了人类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仅需要团结一致并依靠医疗等科技渡过难关，更加需要深入思考全球生态治理的紧迫性问题，以便更好地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全球生态治理的现状

首先，人类同处于一个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全球生态治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而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虽然地球一直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也始终同处于一个生态命运共同体中，但人类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则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的事了，而全球生态治理的提出则仅仅是最近几十年间才兴起的。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已经由于技术的进步及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作用，一改过去那种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隔离的地方史而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世界史，人类的真正解放也是在世界史的语境下完成，而且也只能在这一语境下完成。这种语境下的人的解放自然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即实现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有机统一。

其次，全球生态系统已面临严峻形势。除了当前暴发的流行于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人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出了警示，2019年暴发于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也给全球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从根源上看，这场持续数月的森林大火既是天灾，也是人祸，而归根结底则是人祸。澳大利亚森林大火之所以持续数月而不灭，就在于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持久干旱，不仅成了森林大火的诱因，也为扑救工作增加了难度。从结果上看，这场大火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必将使全球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同时在森林大火中丧生的无数动植物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全球生态链的断裂。随后，2020年东部非洲暴发了严重的蝗灾，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波及欧洲和亚洲，这严重危害到了全球粮食安全，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追溯蝗灾大范围暴发的原因，普遍认为是由于全球生态破坏所带来的极端气候的增多及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垦所造成的荒漠化。因此，全球生态的严峻形势倒逼着人类进行全球生态治理。

最后，全球生态治理已成为人类共识。全球化时代为人类认识人类同处于一个生态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全球视野。现在，人类已经普遍认识到厄尔尼诺现象会给整个地球的气候带来灾难性影响，也认同人类对诸如亚马孙雨林的大面积毁坏，会进一步破坏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全球极端气候的频发和各种污染物的排放也促使人类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就为人类采取实际而有效的行动提供了共识基础，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行动。

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境

首先，全球生态治理存在理念困境。很长时间以来，人类一直抱持这样一种固有的理念：地球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还可以无限容纳人类排放的废弃物。尤其是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过程中，人类终于在同自然的关系中占据了上风。这一方面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助长了人类对自然的傲慢。在科学崇拜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人类陷入了对自然的征服欲中难以自拔。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仅不反思同自然相处的方式，反而将全球生态治理的成功只是寄望于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我们认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改善全球生态环境的方法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方法，最重要的还在于转变固有的理念，改善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全球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现状已经很直接地对人类进行了警示——地球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人类排放的废弃物也需要控制在地球生态系统可以有效吸收的限度内。

其次，全球生态治理存在发展困境。所谓的发展困境是指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冲突，正如一句谚语所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种发展困境主要体现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力发展经济，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乃是第一要务。不过，大力发展经济就意味着开采更多的森林、矿产、土地等资源，同时会大量增加各种废弃物的排放。此外，发展困境还体现在消费主义时代的人类陷入了发展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大力发展经济、促进个人消费思潮的推动下，人类必然大规模地向地球母亲索取资源，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全球生态治理的难度。

最后，全球生态治理存在集体行动困境。对于全球生态治理来说，国家是当仁不让的实践主体，虽然也存在着数量繁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进全球生态治理中，但若想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国家行为体之间签订具有约束性的文件。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自身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过程中客观存在着技术和资金方面的短板，因此很难发挥建设性作用。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们打着“世界各国应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承担同等的责任”的旗号，拒绝承担历史性责任，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及资金支持上也动作缓慢。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通过先发优势以产业转移的方式，将破坏全球生态环境的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头上，使得全球生态治理不能顺利向前推进。

全球生态治理的路径

首先，坚持尊崇自然的生态理念。自然从不言说，自然又无时无刻不在言说。人类的主体性不应再把自身同自然对立起来，更不应该将自然作为征服的客体。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非洲的蝗灾及近些年频发的全球极端气候都代表无声的自然向人类言说。马克思认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树立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要学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国古代也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将人类看成自然的一部分，主张人应主动融入自然中去。习近平总书记则提出：“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

其次，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经济落后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全球生态环境承载力已经来到了临界点，再也承受不起人类无休止的生态破坏。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无益于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走出一条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例如，可以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特色生态旅游业，将绿水青山转换成金山银山。当然，发达国家应摒弃转嫁生态破坏的资本逻辑，并真心实意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和资金支持。

最后，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全球生态治理之所以难以产出有益的公共物品，主要还在于全球生态治理的参与主体之间不能团结一心，迟迟不能采取一致的行动。针对全球生态治理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中国早就提出了各个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过程中所应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深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发达国家不仅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历史性责任，而且应该承担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生态保护责任。发展中国家也应该积极转变发展理念，为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人类已处于同一个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各国只有加强合作、团结一心，才能构建一个生态和谐的世界，实现全人类的福祉。

（葛黎明，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