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新主流电影

　　电影作为承载中国梦想、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始终以丰富生动的内容与形式，传达着主流意识形态与观念价值。1987年，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提出“主旋律”一词，以“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主张，鼓励电影人进行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于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内地电影市场上涌现了一部部至今仍令人耳熟能详的主旋律影片：如《巍巍昆仑》（1988）、《彭大将军》（1988）、《开国大典》（1989）、《焦裕禄》（1990）、《大决战1：辽沈战役》（1991）、《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等。这些影片歌颂英雄人物，回顾光荣历史，承载家国想象，以宏大叙事建构着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塑造了许多广为人知的英雄形象。

　　顺应时代发展的新样貌：“主旋律”向“新主流”的迈进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整体产业化水平的日渐成熟与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主旋律电影开始了自身的转型与创新。当主旋律电影开始真正重视电影感，尝试类型化的表达，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兼顾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新的主流商业片，获得高口碑和高票房，行业已经形成了“主旋律”向“新主流”迈进的共识。《紧急迫降》（2000）、《云水谣》（2006）、《集结号》（2007）、《十月围城》（2009）等影片陆续登陆大银幕，新主流电影开始在输出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逐步满足广大观众的人文诉求与情感期许。近十年来，新主流电影从主旋律电影的固定程式与宣发范式中成功转型，探索出适应当前时代发展、符合市场规律的新样貌。既积极承载主流文化价值、参与文化软实力建设，同时体现出创作类型化、视野开放化、运作市场化、制作工业化、传播多样化等新时期特征。

　　从2009年开始，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三建”系列（《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掀起了“新主流大片”的时代浪潮。此后，雄踞国产电影历史最高票房纪录的《战狼2》，林超贤独特风格的《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刻画平民英雄的《攀登者》《中国机长》，还有以普通人视角为切入点，通过个体命运与时代历程的共振引发观众共鸣，取得口碑与票房双重好评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系列等，呈现出新主流电影清晰的发展轨迹。在共性层面，这些影片都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刻画中国人物、构建中国形象来传递、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通过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实现更高的票房收益。在个性层面，新主流电影既有“外向型大片”，也有“内向化小片”；既有宏大叙事主题的激情抒发，也有平民意识与真实情感的细腻表达。可以说，如今的新主流电影不仅是主旋律电影的承袭与延展，更是拥有边界不断扩展、更新升级特点的艺术创作。新主流电影已然成为中国电影整体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主流文化中蓬勃发展的新兴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新时代的影视创作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中，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从目前来看，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正是由于新时代的中国电影创作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生产着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

　　守正创新的多样化书写：主流价值与类型创作的合流

　　上个世纪，中国电影曾被划分为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与主旋律电影三大类别。作为商业电影的突出特征，类型创作曾因担心类型元素与主流内容无法互渗，在主旋律电影的早期发展阶段被排除在主流创作风格之外。如今，在产业结构与市场化程度日趋完善的电影格局中，观众可以根据自身审美兴趣与关注导向来决定为哪种类型的电影买单，类型电影的发展显然更有利于分众化的票房市场。将类型创作元素与时代主流价值相互交融，也是新主流电影在21世纪中国电影商业化、市场化演进的过程中进行的重要尝试与突破。

　　在类型杂糅、文化开放融合的语境下，新主流电影在满足主流文化价值导向的基础上，自觉考虑大众市场在电影的文本剧作、叙事风格等层面融入商业元素，并从创意特征的角度开启了自身类型化的建构之路。无论是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为代表的历史片，《中国机长》《烈火英雄》为代表的灾难片，还是战争类型的《八佰》《金刚川》，杂糅了战争、动作等多种类型元素的《战狼2》《红海行动》等，这些电影都是商业价值与主流价值相结合的高质量作品。近年来，新主流电影的创作在传统题材基础上时有创新，如《夺冠》通过体育题材聚焦一代国人的共同记忆、《攀登者》通过登山冒险题材丰富着主旋律内容的表达范畴、《流浪地球》更是吸引人们注意到中国科幻电影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先进水准。类型化的新主流电影，正通过提升视听、叙事等多维层面的创作水平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

　　类型电影学者托马斯·沙茨在其著作《好莱坞类型电影》中曾多次谈及“类型演变”的问题，其认为类型电影制作者处在一个十分奇特的困境之中：即为了保持类型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必须不断变化并且重新创作类型的程式，以跟上观众对于这些议题变化着的构想，以及观众对于类型的不断增长的熟悉度。在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创作时期，创作者已不能满足于对固定类型模式的一味重复，而是需要将文化主题、呈现形式、鲜明的时代感与饱满的人物刻画，寓于类型的演变创新之中。

　　《中国机长》作为一部本土化灾难片，虽借鉴了西方灾难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却也在内容中流露出不同于以往“个体英雄”塑造的范式，而是通过聚焦全机组恪尽职守的通力协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流价值联接起来，对“主流价值+灾难类型”的新主流电影进行了具有类型突破与升级意义的本土化书写。在战争片与动作片的类型创作中，至今仍位列中国票房榜首的《战狼2》，则是在影片内部进行类型杂糅——虽以战争类型作为参照，却不痴迷于对重大战役场面的复现；影片以动作片为蓝本，却不是西式搏斗片或中式武打片的翻拍，而是将武器装备等热兵器与中国功夫动作做了良好的融合。如此，便成为了具有现代感的、糅合中国美学风格与艺术特色的“超级英雄电影”，同时实现了对西方经典类型的超越。除《战狼2》以外，《红海行动》同样将动作、军事、战争、警匪片等类型特征进行有机结合，以更具时代感的暴力美学与艺术表现，既丰富了视听语言的戏剧张力，也展现了中国军人整体的良好风貌，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与使命担当。

　　“以人民为中心”的影像呈现：新主流电影的大众文化实践

　　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独特环节，既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也是当前整体社会思潮、文化态势、民众诉求的影像呈现。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者们主动走近人民、贴近大众文化，力求不依赖于奇观化的视听呈现或明星堆砌的光环效应，而是用小人物的人生选择与情感体验作为载体，通过对主流价值观的传达，折射出“中国故事”的崭新一面。

　　在对大众文化的关注与表达层面，新主流电影将家国情怀与时代命运相关的宏大命题，与个体价值进行了有效对接。两者在相互共振的节奏中，实现国家利益与个体梦想的有机统一。例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便是聚焦于七个个体生命，以小人物影像为起点，回顾祖国七十年风雨兼程中的特殊历史时刻。与《战狼2》《红海行动》系列电影不同的是，相对于“外向型大片”以热血、果决、凝心聚力的任务执行与实战斗争为取胜要点，《我和我的祖国》则是采用平民视角以小见大，重新挖掘“我”与“祖国”的关系，从对历史场景的呈现、科技进步的关注、集体记忆的重拾等层面，梳理出小人物与大时代血脉相连的家国故事。

　　与此同时，《我和我的家乡》又有着自己的突破。虽然都是由几个独立叙事的短片构成整体，但此次电影叙事的切口逐渐缩小，从宏大的“祖国记忆”走向了贴近个人生活经验的“家乡故事”，并通过人物刻画强化平民喜剧性。影片在地理空间设置上有意涵盖华北、西南、华东、西北、东北五大地区，通过对家乡今非昔比的重新聚焦，关注到普通大众生活环境的切实改善与对家乡新颜的奋力建设。本片在喜剧外壳之中持续汇入现实厚度，通过对农村扶贫、社会医疗、高知村官、新农村建设、直播带货、农村文旅发展等现象或话题的探讨，折射广大人民生活新图景、新气象。此类影片无疑走向了更广大的人民，将不同人群真挚淳朴、机智幽默、积极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与实践表达出来，洋溢着轻松温暖的氛围，亦是一种尊重人民、遵循“常人之美”的新主流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意义，为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包括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我们可以看到，新主流电影不再是对口号式的话语进行重复书写，而是将国家命运与个体价值进行对接，用平实的影像捕捉人民细腻的情感，从“心”出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传递。新主流电影将个体的努力作为微光，以众人的奋进化为火炬，最终汇聚在时代前行的铿锵节奏中，微观的梦想以宏观的格局得以升华。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的生活、情感和精神文化需求一直都是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因此，文艺创作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在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梦想与时代价值并重、现实力量与想象空间相互交融的新型创作景观。新主流电影对百姓生活、民生社稷的关注与呈现，正体现了中国不断崛起的文化自信。我们有信心期待，新主流电影能够为中国电影、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贡献更多的经验和力量。

　　（作者：刘祎祎，北京舞蹈学院讲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