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实践维度推进君子文化研究

　　作为一种修身文化，君子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成为君子一直是人们追求的人格目标。“君子”一词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的，最初的君子专指“君王”，而有德、尚德者才能够为“君王”，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涵盖范围开始延展，君子已成为通用名词，即人人皆有成为君子的可能。但如果我们总是在君子的理论层面进行探讨，没有走向真正的知行合一，没有实践的检验，那还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因此，在新时代从实践维度推进君子文化的研究和实施就很有必要。

　　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彼此之间需要有一种约束，如果说法律约束是一种强制性约束的话，那么以“君子”为主体的道德约束则是自发和自觉的常态性约束。2020年通过实施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实际上就成为构建当代君子人格的重要依据之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社会团体、家庭、社区等都是共同体的一种存在形式，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中国哲学讲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相处，如果我们能把君子文化的内涵实现开来，那么在这种相处中，就会处于心情愉悦状态，否则，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既然人是共同体的一员，那么如果按照君子风格去行为，即行事而不会给他人招致痛苦，则就符合了君子之义。英国人亨利·纽曼曾著写《论君子》一文，其中说道，“所谓君子，即在他能注意为他周围的人解除其行动障碍，使之办事免受拘牵”。

　　君子风格的形成往往首源于家庭，因为家庭是人成长、生活最重要的地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那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每个家庭在世代繁衍和薪火相传的同时，都会或隐或显地积淀并形成某种价值观念和德行风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家风。而家风对“君子”行为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古往今来，人们之所以强调家风，就在于其对君子风格所产生的潜移默化作用。一般说来，家风既包括有文字及实物遗存的有形部分，也包括仅是口头和行为传授等随时消失的无形部分。有形部分多半呈现在家训、家规、家法、家谱、族谱、族规、宗谱、家族祠堂以及各种祭祖追宗仪式等方面，无形部分则主要凸显在长者的行为举止、言传身教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生活习惯和家族气质风貌等方面。虽然我国有很多家训传承于后世，但更多的家庭和家族则是以行为影响着后人，并使之代代相传，而这也是君子文化从庙堂走向民间的一种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

　　如果说“安贫乐道”是古代社会对君子行为的高度认可，那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的富裕带来的更应该是精神上的充实。人固然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但仍然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仍然要受实物世界的拘束，因为“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这种需要就使得人与他人之间需要法律、道德上的约束，而道德就是当代君子需要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培养君子人格的重要意义，这种认知首先应该由家庭来完成，而家庭来自于乡村和社区，所以在基层社会弘扬君子人格就成为当前推动君子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基层社会的建设主要是基于人的建设，因为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人，要让人有德有法，外部规制靠法，内部规制靠德。因此，德治的社会功能在于以德“化”人，通过引导和培育实现人们的道德自律。由于“德”是一种个体性行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情感化和差别化，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对道德的遵循和理解存在着差异。换言之，同样的生活环境中可能存在主流道德和非主流道德，这就使得践行者彼此之间产生了相互影响，而君子文化的内涵恰恰在这一实践层面起到了一定的调和作用。因此，从这一层面说，推动君子文化建设也将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王伟凯，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