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除了其科学性、人民性外，关键还在于其发展性。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形成了系列具有理论引导力和实践指导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体现出来的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形态，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也应该体现出不同的理论样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种理论样态”。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全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学说，始终在面对时代、回应时代问题、解决时代问题。不与其时代同频共振、不能体现其时代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具体到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新出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可以称之是它们所对应且所处时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体现出来的新形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原创性贡献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新境界。

　　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非常重视标识性概念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作用，也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

　　原创性贡献，主要在于有原创性理论，原创性理论核心在于有原创性范畴或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首先有内涵明确且外延清晰的原创性核心概念，然后以这些概念为出发点，从抽象到具体，根据逻辑和历史相一致原则，一环扣一环发展为一个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理论体系。因此，理论是否具有原创性，关键在于其主体性、创新性与科学性以及三者的统一，而且原创性理论还得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换言之，体现主体性的原创性理论创新后，其科学性就要能够有效解释实践和成功指导实践，并能引发实践和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概念与理论发展之间密切相关。标识性概念的缺乏或不成体系，科学理论难以形成。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是我们党的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概念在实践中的指向越具体，它所支撑起来的理论就越有解释力和指导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一个成熟概念的提出是理论创新从抽象到具体的必经阶段。也就是说，理论创新首先要提炼概念或概念创新。只有当不断提炼的概念得到认识与认可，它才有生命力，进而才能使理论明晰而实现逻辑化、系统化和科学化。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百年实践中，依循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顺应时代发展新特征，始终坚持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充分发挥创新能力，从实践中提炼出许多支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标识性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十分重视标识性概念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作用，也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他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中，提炼出大量的、新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因其主体性、科学性不仅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的奠基石，而且越来越得到了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比如，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政治生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四个自信、四个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伟大社会革命、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两山理论、美丽中国、党的全面领导、党的自我革命、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基本方略、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共同价值、生命共同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伟大建党精神，等等，都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及支撑新思想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出这些大量的原创标识性概念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建、国防军队、外交等各领域形成严密科学的原创理论，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等。当然，这些概念、理论都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一个个标识性概念、一个个原创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基础与结构。正是基于这一基础与结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新的时代和实践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视野，提升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高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新内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跨越时代的真理魅力和实践威力，成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最强音，标志着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达到新高峰。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这些原创性贡献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等主要方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这样的伟大时代和世纪中应运而生、顺势而成的，是立足时代和世纪之基、回答时代和世纪之问、引领时代和世纪之变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其不仅是中国的，科学回答了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世纪课题”；也是世界的，科学回答了21世纪世界面临的“世纪课题”。在解决面临的“世纪课题”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洞悉纷繁复杂的国际大棋局，切中当代人类发展困境，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诸如全球治理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发展观、正确义利观、全球化观等新理念新主张，设立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重大创举，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体现了国际共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心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战乱、贫穷、共同发展等重大问题指明了根本之道，为维护世界和平提出了新方略、指明了新出路，为促进全球发展描绘了新蓝图、贡献了新动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当中，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21世纪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给出了中国样本。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寓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当中。那21世纪马克思主义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外，更多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应该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中去寻找。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条现代化新道路和文明新形态兼具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其普遍性就可以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好”，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普遍性意义会越来越强。尽管如此，在新征程中，还需要我们根据新实践提炼出更多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普遍性的标识性概念，进一步从概念、理论上将其普遍性的元素抽离出来进行学理化、理论化、系统化，以在发展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其世纪性和世界性意义与影响。

　　（作者：贺新元，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